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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一代宗师
荆州书院明理堂中，吕涛对于“子”的说法，让在场众多学子陷入思考和议论之中，这正是他想要达成的目标。如果要他跟大家讲大道理，要求人们学会对先人进行质疑，那么显然是难以做到的，但是在这种“无意”之下说出来，就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国人向来有祖先崇拜的习惯，认为越是远古的反而越好，尤其是对那些杰出的祖先，崇拜甚至达到盲目的程度。于是，渐渐地就出现了古代版的“两个凡是”：凡是祖宗说的都是对的，凡是祖先定下来的规矩法度都是不能更改的。
祖先的成法对后人影响如此巨大，人们即便找到漏洞或者看到新的问题，也会下意识地去避免出现和祖制不符合的情况，举凡和祖先说法不一致的，都要小心翼翼地进行规避。而随着社会地进步，后人们将会发现，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问题跟祖先成法相违背，这样一来，这种祖先崇拜必然会引导产生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所谓“礼法”，通过种种渠道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思想，结果，就必然使得后人在创新的道路上举步艰难，最终必然导致整个民族创造力的集体萎缩。
要改变一群人的行为习惯，很容易，要改变一群人的思维习惯，很难！而偏偏是这方面，无疑却是他吕涛最想要改变的问题，但是他也非常清楚，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也不是仅仅他一个人的努力就能够做得到的，一个人无论如何强大，始终也不可能和整个国度抗争。因此，吕涛需要播下种子，然后努力使之萌芽、扎根、生长、茁壮。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这个时代，儒家的思想虽然已经占据着主体地位，但并不像宋以后那么牢不可动。况且这个时代的文人们，却也并没有缺失创造性。面对新时代，对比先贤的成法，并不是没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吕涛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点火，彻底地燃烧人们“怀疑”的能力。
环顾一下现场，吕涛咳了一声，堂下学子们自觉地收声，看向吕涛。
吕涛稍微整理一下思路。朗声说道：“涛读书，每有惑。孔夫子曰：‘有教无类。’而今日何以鄙薄商贩百工之属，唯以经书为贵？荆州书院设理工商之学，其意不过扬孔子‘有教无类’之说。何多腹诽耶？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然今日之民，其何贱也，生死不能由己。兴。则官吏豪强鱼肉，百姓苦；亡，则水深火热，百姓亦苦。不亦惑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今何以使民愚耶？民之不知家国，则何从爱之？使百姓皆知国之为要，则何以张梁之徒振臂一呼，而百万之众云集响应？泱泱华夏，芸芸众生，皆炎黄子孙也，四境之内，八方之中，皆兄弟姊妹也，何以或酒池肉林，或朝不知夕，或奢侈无度，或欲求一饭而不能？《礼记》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然今日所见，则子弑父，弟弑兄，老轻幼，壮轻老，男贱女，贵贱贫，何也？……前后何以相去甚远？盖因自秦以降，读书之人每不求甚解，歪曲先人之意也！既已歪曲，我辈读书，岂可苟同？窃以为，学则当存疑为先，乃以实践考究，推其曲直，合则从之，不合则去之，如此方得真理！”
吕涛说得兴起，旁征博引，从古到今列举大量事实，洋洋洒洒一大段，说了整整两刻，直听得在座诸人目瞪口呆。
见到这些东西收到效果，吕涛遂将话题一转，引到祖宗成法必须要和时代相适合这一点上，铿然说道：“先贤之法，应时而生，为时所用耳。夏商周之时，天子以天下付诸侯，万民皆诸侯之奴也；比及七雄争霸，西秦乃因功封建，举国踊跃，遂有天下；而项羽虽有盖世之勇，然欲回复争霸之局，大封天下诸侯，不顾百姓思安之心，不施仁义，其得不败耶？是故，春秋秦汉，时也势也，皆不同矣，而时人犹法先人之成法，此刻舟求剑也，岂不谬哉？故秦所以吞并六国者，何也？非兵之力也，变法使之强也！自商鞅变法以降，秦日渐强盛，至始皇帝，六国遂灭，此变法之利也。始皇既收天下，以为依成法则天下可控，乃以治秦之法治天下，以致须臾殆灭，此不变之乱也！高祖得天下，乃休养生息，以财货女子赂匈奴，忍辱负重，嘱后世子孙不得妄言刀兵，何也？中国纷乱既久，民生艰难，高祖遂变革始皇之非也！及至孝武，乃举合国之力，使卫霍北击匈奴，追亡逐北，匈奴遂弱，此亦变之利也！今之天下，流民何多，其百姓不爱故地乡土耶？非也，实身处水火，而求自救也！使天下贱人皆暖衣饱食，纵刀剑加颈，亦不得使流徙也！故今日南来荆州百万之众，乃穷则思变也。既来荆州，遂得求存，安然自乐，此变则通也！……”
讲坛之上，吕涛滔滔不绝，举出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众多事实，充当自己的论据，将火力完全集中到“变”字上来，围绕着法度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变化的中心，进行长时间的演讲，最后一锤定音，道：“是故，先人之法，固当敬而重之，然则虽重之，不可以为定法。时不定，法岂可定？我辈当以时为据而疑之，使有所损益，以合时势也！上治国如是，我辈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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