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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瞳的话我曾经替一个我想要帮助的死刑犯掉了脑袋，这件事让我对于人性又一次地失望。可是后来我发现，是白流苏激发了这个人身上的恶。那个人自从被定为死刑犯后，街坊领居都瞧不上他，他也没有地方讨生活。那天白流苏找上他，劝他：“你看看这个人，被砍了头还不死，留着他，总有一天他会伤害你的！”“他救过我的命”“你以为他救了你就会一直救你吗？不会，他救你是为了伤害你，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白流苏见那人犹豫，便接着说：“你想想你的父母，想想你的老婆孩子，你忍心让他们受人唾弃，受人鄙视吗？你不如索性将罪责都推到他的身上，这样你就不用背负这莫须有的罪名了。”最后，白流苏成功地说服了他。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白流苏的惯用手段几乎每次都能收到效果。八七届一四班的班主任是一个姓陶的女士，现在大概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我和宋瑜一同来到了郊区的一个僻静的别墅，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逾五十的中年妇女，这是陶老教授的女儿。她安排我们在沙发上坐下，然后走进厨房，去给我们沏茶。那是一个安静的午后，却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午后，阳光透过纱幔照射进来，轻柔地落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一缕小碎发从我的脸颊上滑落，宋瑜轻轻地将我的头发拨到脑后，我侧脸看了看他，他笑了，我第一次看见他笑，他的笑容好干净，我不禁地在心里暗自地感叹：多么美好的生命。我们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静静地坐在一起发了会儿呆，然后又莫名其妙地相视而笑。一群鸟儿从窗前飞，叽叽喳喳地叫唤了一阵，过打断了我们内心片刻的宁静。陶教授的女儿沏好茶后，就走到阳台上，头发斑白的老教授正靠在老旧的藤椅上，安详地打着盹儿。一种负罪感油然而生，我很抱歉要拿多年前的血案来叨扰这位老人的安宁。我们说明了我们的来意，老人吩咐她的女儿出去，然后戴上老花镜，悠悠的叹了一口气，她的声音很沙哑，很微弱，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对多年前的惨案仍然是绝口不提。陶教授只说了这些话：“这件事情出了了之后，我们班的课也没继续下去，我们班的孩子走的走死的死，活下来的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干女儿郭兰，一个是班上一个不起眼的男生叫苏磊，还有一个学生我却是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陶教授从柜子中，拿出了一本满布灰尘的上了锁的日记本，她告诉我这是郭兰离开几年后回来交给她的，当时的郭兰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如果多年以后，有人到这儿来查找当年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女孩儿，也有可能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美得不像人的男子，一定要交给她（他）。”我们从教授的家里出来，宋瑜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白来了这一趟，什么都没查到！”而我则是看着日记本，想着教授说的话。当年班上一共就十七个人，活着的也仅仅只有三个，陶教授作为他们的班主任居然连最后那个人的名字都记不住，而且连是男是女都不记得，这言辞和那图书馆老头一模一样，这个让别人记不住的人有蹊跷。在我无数次试密码后，日记本最后打开了。我以为我能从日记中查出当年所发生的那些恐怖事情的真相，没想到我却从中读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1978年9月10日，天气阴雨。今天是我十岁生日，我有些不开心，妈妈上个月去世了，离开了我和爸爸。爸爸常说这都是报应，应该报应在他身上，不该惩罚妈妈。外面一直在下雨，爸爸不知道去了哪儿。不一会儿，爸爸带回来了一个比我大一些的男孩儿，他浑身脏兮兮的，不说话，眼神空洞。我给他放了一盆热水，我为他脱了衣服，为他擦干净身体，他像我的洋娃娃，任由我摆弄，但自始至终他都没看我一眼。1980年11月12日，高宇是个坏孩子。有一次，我打坏了爸爸的烟灰缸，当爸爸问是谁的时候，我害怕不敢承认，结果他站出来主动跟爸爸说：“对不起，叔叔，是我打坏的，不要生我的气。”爸爸轻轻地说：“没关系，一点小事！”我看爸爸没有责罚他，晚上我就到爸爸房间告诉爸爸是我打碎的。爸爸有点儿生气，他说我不应该让高宇为我背黑锅。又有一次我把镜子打碎了，掉了一地的玻璃片，我准备把一地的碎玻璃收拾起来，可高宇说让我不要伤到自己的手，他来收拾。爸爸回来的时候看到他在收拾玻璃，就问怎么回事，高宇还没等我开口就说：“不关兰兰的事，是我不小心打碎了镜子。”我不能让他替我背黑锅，于是我主动向爸爸承认错误，爸爸说我自己打碎的镜子应该自己收拾，那天我就和高宇一块儿收拾，也是那一天我主动叫了他哥哥。也许一般人觉得，这个哥哥对我挺好，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也会觉得他对我挺好。有一天爸爸跑过来质问我，他问我家里的古董花瓶是不是我打碎的，我摇了摇头，爸爸说他问过高宇，高宇说不是他，那就只有我了。爸爸准备打我，高宇走了进来，又说：“是我，不关兰兰的事！”爸爸很生气说：“你不要老是盲目地维护她，她会学坏的。”高宇不说话了，爸爸开始打我，我哭得撕心裂肺，我看到高宇在看着我们笑，我知道花瓶是他打碎的。1984年9月10日，又到了我的生日，我今年十六岁了。爸爸在的时候我叫他哥哥，可是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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