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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南，巡抚衙署。
“广东那边儿，咱们订的船，有消息没有？”丁宝桢对师爷问道。
“回老爷，已经去函催了几次了，到现在还没见回信儿。”师爷觉察出了丁宝桢语气中的不满，赶紧回答道。
“真不知道他们在那边儿磨蹭什么！造几条木船，难道比造轮船还费事？”丁宝桢有些恼火地说道，“接着发函催！”
“是，是。老爷。”师爷听了丁宝桢的命令，一叠声的答应着。
“现在不是有电报线了吗？不行的话。从天津那边儿发电报过去！”丁宝桢又命令道。
“是！是！老爷！”师爷答应着，他看了看丁宝桢的脸色，还是忍不住提醒道，“老爷，朝廷的旨意，可是不让再给水师造木船了，全改成火轮船了啊……”
“你懂甚么！朝廷的旨意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丁宝桢一听便火了，“火轮船造起来费事费钱。操纵不易，水师现有木船修葺一番便可使用，要什么火轮船？船政造的火轮船，不也多是木头的？我要这木船来，便是要向朝廷证明，木船仍然可用！让朝廷识得前旨之非，改弦更张！”
师爷让丁宝桢一番训斥之下。不敢再说什么，只是唯唯称是。
熟悉丁宝桢的人都知道，丁宝桢对于海防重务，是自有他的一套“见解”的。
到现在为止，丁宝桢在山东巡抚上任职已近十年，他积极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注重民生，对于洋务及海防建设也颇多关注（也仅限于“关注”）。他到任后，针对山东水师的腐败状况，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设立水师统领，统一指挥水师。组建了荣成水师营和登州水师营，这次派人去广州订造的14艘赶缯船，就是装备这两个水师营的。
虽然他也认为应该学习西方，但因为坚持“夷夏之大防”，他对洋务的认识，始终只停留在“器”的一面。
对于加强海防，和林义哲丁日昌主张建立“外洋水师”即海军的观点不同，丁宝桢坚持认为，加强海防，当以修筑炮台为第一，水师为第二。
丁宝桢对于山东的海防，有着自己的设想和计划。早在三年前，他就开始考虑在登州沿海修建炮台，因为登州原有的13座炮台年久失修，多数坍塌，加上大多是用砖石修筑的，过于脆薄，所以要重新选址修建新式炮台。丁宝桢对新炮台的修建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特别强调新炮台要全部使用三合土建造，一概不用砖石，以免增加敌炮的杀伤力。他的见解到也不能算错，因为当时爆炸弹还未广泛使用，且威力有限，多数炮弹仍为特制的圆形或尖头形实心弹，对砖石结构的台垒极具破坏力，而且砖石坚而易碎，一旦被炮弹击中，迸起的碎块还会杀伤守台官兵。
丁宝桢曾多次乘船考察登州沿海形势，实地勘察炮台修建的具体位置，但却一直没有最后确定下来，因而修建炮台的事也就搁了下来，直到朝廷连下诏旨，确定了海防建设为“急务”之后，丁宝桢才风风火火的把这个事给又捡了起来。
1874年12月，丁宝桢首先奏请朝廷，把自己的老部下、湖北候补道张荫桓调来山东，具体负责炮台修建工作。张荫桓是广东人，熟悉洋务，特别是在炮台修建方面，“常与西人讲求，闻见极多”，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张荫桓到任后，丁宝桢立即派他前往烟台，会同登莱青道龚易图和统帅师船侯补道李宗岱，对沿海各处进行实地考察，提出炮台修建的具体方案。
张荫桓等建议，山东应重点在烟台、威海、登州3处设防，并优先加强登州防务。至于烟台海防，“于通伸冈设大座防营，驻兵三千人以固后路”；在烟台山下、八蜡庙、芝罘岛之西的海面上各设一座“浮铁炮台”；在芝罘东首修筑一座“砂土曲折炮台”。
丁宝桢对张荫桓的方案基本赞同，唯独对有关烟台的部分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优先加强登州防务的观点过于“狭隘”，“此时办防应注重北洋，兼顾东省”，如果从北洋全局出发，就应该优先考虑烟台防务而不是登州。他主张，在烟台通伸冈“先筑一圩，沿墙置炮，中屯陆师，圩中设望楼，安放走轮大炮”。丁宝桢所说的“圩”，实际就是一座可以屯兵的城堡。由于“浮铁炮台”当时还是一种新式武器，中国无力制造，需向国外购买，而国外也十分紧缺，难以保证及时购到。所以，丁宝桢没有采纳张荫桓设“浮铁炮台”的意见，而是计划在八蜡庙“筑一圆式炮台”。在芝罘山东庄“建曲折炮台一座”，以与通伸冈炮台互相应援。
当时。山东属于北洋的管辖范围，所有海防建设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督办。丁宝桢曾派张荫桓到天津向李鸿章通报有关计划，并请求支持。以后，丁、李两人又就修建炮台的具体细节互通书信商讨。
丁宝桢优先加强烟台防务的意见，得到了李鸿章的肯定。他在写给丁宝桢的信中说：“烟台、威海、登州择地次第筑台，尤以烟台为最先重要。”丁宝桢向李鸿章了解炮台的修筑方法，李鸿章回信说，不仅中国各处修建的炮台式样互异。西洋各国修建的炮台也各有不同，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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