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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快过年了，妈妈把自行车大修了一遍，骑到县城“委托部”当天就含着眼泪卖掉了，去了一家人的心病。回来时，下午四点有一趟公共汽车，从县城发车，一路向东，路过我们村南有一站，车票两毛钱，妈妈就是坐这趟车回来的。
如果误了那趟车，只能走着回来，走在路上，遇到顺路的马车就搭乘一段路，待人家马车拐弯了，就跳下车来继续走。那时候乡下人出门，一般都是这样。
到家后，妈妈将几张钱和一包麻糖交给姥姥说：“这回这心里算是清净了点儿。”
妈妈的小梅花（瑞士手表）和姐姐的大英格，都托姥姥给藏了起来。尤其是姐姐的大英格，那可是大舅给她留下的唯一念想。
在那个年代的那个环境下，表是没用的，天亮了就起床、做饭、吃饭，然后跟着大伙下地劳动，再跟着大伙收工回家。在人们的心里，一天一夜连十二个时辰的概念都没有，更别说是二十四个小时了。只知道半夜、五更、大清早起、前晌、晌午、后晌、黑张（傍晚）、点灯、吹灯。
年轻一点儿的，有时间观念的人，像姐姐、妈妈她们就又有了新的计时办法，听票车，就是票车和货车的声音不一样，早晨有一趟由东向西到县城的票车，到站凌晨四点钟左右，这就是：“四点的票车上来了。”
上午八点有一趟由县城往东去的票车，这就是：“八点的票车下去了。”
“八点二十的票车上来了。”“十点四十的票车下去了。”“十二点的上来了。”以及“两点（十四点）四十的下去了。”
其实，一过两点四十，后面的就没多大用了，有晚上六点多的，八点多的，十点、直至半夜零点从县城往东去的最后一趟。
当年我和妈妈就是坐十二点的车上来的，爸爸那次就是坐第二天上午八点的票车回去的。
只要票车不晚点，这个方法计时是很准的，误差不超过半个小时。
有电了，电是个好东西，接上一个灯泡吊在屋顶，能顶上十个煤油灯，而且还不怕风吹也碰不着，还能省下不少火柴。
过去点个煤油灯，一晚上不知要点多少回。为了省油，特意把灯捻儿剪得小小的，稍微有一点儿风，那一丁点儿亮儿就没了，得赶紧再点起来。
“诶呀，一盒洋火几天就完了。”是姥姥常说的一句话。
“奶奶，咱们买一个马蹄表吧。”姐姐怯怯地说道。
“对！买一个双铃的，嘀呤呤呤呤呤......”我像愿望就要实现了似的兴奋不已地嚷道。
“奶奶把‘大英格’给你取出来？”姥姥在问姐姐。
“还是算了吧，反正也是下了班回家，来了电开收音机，每天就那几篇社论，就那几首歌。几点不几点的还能咋呀。”姐姐把不满意挂在了嘴上。
“姐姐，你可要当心了，这种态度可不能带出去啊，否则你那个书就别想教了，有多少人盯着呢。”
“姐知道。”
姥爷披着大皮袄带着风进来了，说：“大队下通知了，一家一个灯，不能超过二十五瓦，超过了批斗，你们那个话匣子要注意，不要让外人发现。”
我接过姥爷的大皮袄，蒙在脸上：“姥姥！快点灯，姥爷又把灯扇灭了。”
“诶呀，一盒洋火几天就完了。”姐姐怪腔怪调地说道。
“噔咯楞咯哩咯噔，胡彪前来献图。姐姐好看不？”我穿上姥爷的大皮袄作了个杨子荣的造型。
我抖抖大皮袄的两个前襟：“真是不错，如果学校让我演杨子荣，我就穿上姥爷这件大皮袄。”
“穿林海，跨雪原......”我穿着姥爷的大皮袄跑到了院里练了起来，嗨，啥叫练那，咱又没看过这部戏，也就是凭着唱词和结奏想象着做些动作罢了。翻跟头撇叉子踢飞脚，冲拳跳跃后空翻。一顿折腾到“地覆天翻......”累了个满头大汗，呼哧带喘。跑到屋里赶紧脱了大皮袄丢到姐姐怀里。
“呼呼，诶呀，这玩意儿太沉了。”
“奶奶！你看弟弟满头大汗的就脱了，快穿上瞥回汗去咳嗽呀。”姐姐赶紧又把大皮袄给我捂上。
“姥姥，快点灯。”我又在气姥姥。
“我不是姥姥，也不是奶奶，你们是两个小祖宗，啊呀，一见到你们就脑袋大，能叫我这耳朵根子清净清净不？奥，这倒也好，我这后半辈子算是有保证了，保证丢不了魂。”
“上炕落落汗吃饭呀。”姐姐说罢，把我推到炕上，收了皮袄放到外屋去了。
妈妈还趴在柜盖上抱着收音机，把声音调的很小，认真地听着那些新闻和社论，我们这么的热闹也没有打扰了她。她有她的心思。
这几天学校里嚷开了锅，说是要学唱样板戏，组织文艺宣传队，常青积极的报了名，顺便也替我报了个名。
全校的同学几乎都报了名，其实这也是积极要求进步的一种表现，至于谁行谁不行，要谁不要谁，那就是学校通过考试挑选了。经过校领导、音乐老师、贫宣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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