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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悦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髙帝禁商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閑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内。’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爲之衰；新榖熟者，舊榖爲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况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秦‘秦’，原誤作‘業’，今據陳本、四庫本改。日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饑民；廏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争薦草，與商賈争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車千秋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臣按：漢武之世，内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榷之法行。言利者析秋豪，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爲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爲言，而沮於弘羊，扼於千秋，正論竟不‘不’，陳本、四庫本作‘未’。獲伸，僅能罷酒榷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别義利，其言有可爲後世法者，故剟其畧，著於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俟’，四庫本作‘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宫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贄時爲翰林學士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也。是以務鳩斂而厚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惠而収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盍各區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兹，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豈其明效與？今天衢尚粳‘粳’，嘉靖本、陳本、四庫本作‘梗’。，師旅方殷，而諸道貢珍，遽私别庫，竊揣軍情或生觖望。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咈而叛之。爲人上者，當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也。今兹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臣按：德宗專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争焉。今剟其畧，以爲世戒。
以上論義利重輕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