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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写到，“仿佛他们就只能用歌声交谈，所有的歌都是以二重唱形式演唱的。”格罗斯里记载：“在圣马可广场，一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人，鞋匠、铁匠，身着符合他职业的服装，开始演唱一首歌；其他这类人加入其中，分几个声部演唱这首歌，其准确、无误及艺术品味，在我们北方国家即使是最优秀的上流社会也很难达到。”
从十五世纪开始，托斯卡纳乡间每年都要举行通俗音乐演出；那不勒斯和卡拉伯里亚的民间天才体现在那些连专业音乐家也不敢小瞧的民间歌曲中：皮西尼和派西罗则利用这些歌曲为自己的音乐服务。
但是令人称奇的是人们在聆听音乐时表现出的狂喜。
伯尼写到：“当意大利人崇拜一件东西时，他们似乎即将因为感官无法承受的快乐而死去。”1758年，在罗马的一次露天交响音乐会上，摩拉雷神父声称：“人们高兴得发狂。”你会听到这样的唿喊：“天啊！这是怎样的欢乐啊！一个人会因欢乐致死的！”之后，在1781年，英国人摩尔在罗马的一次堪称“音乐奇观”的现场，注意到“听众双手紧握，眼睛半闭，屏住唿吸”。一位年轻女子从正厅后座中大声喊到：“上帝啊！我是在哪？我快幸福死了！”有些演出被听众的啜泣声打断。
音乐在意大利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音乐狂伯尼本人都从它唤起的激情中看到了这个国家面临的危险，“从音乐设施和公开演出的数量来判断，我们可以指责意大利人无节制地发展音乐。”
意大利的音乐优越性不仅仅是因为她对音乐有天生的鉴赏力，还因为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上音乐教育十分完备。
这一艺术文化最耀眼的中心是那不勒斯。在伯尼时代盛行的观点是，一个人越向南行，人们的音乐品味就越高雅。格罗斯利认为：“意大利可以比做是一把音叉，而那不勒斯就是它的高八度。”德·布罗西斯议长，高叶尔神父，特别是拉朗德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拉朗德写到：“音乐是那不勒斯人的胜利。在这个国家，耳朵的基本结构似乎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敏感、更谐调、更洪亮；整个民族都在歌唱；手势、声音的抑扬，音节的顿挫，对话——那里每样东西都表达音乐，唿吸着音乐；那不勒斯是主要的音乐源泉。”
伯尼反对这种观点，在他那个时代，这种观点已经不再是很准确了。而且一直有点夸张。他认为：“现在人们倾注在那不勒斯艺术上的信心超过了它实际应该享受的程度，尽管过去那不勒斯人或许有权享受这种名声。”他认为威尼斯才是第一位的。如果不考虑从前哪座城市更显赫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十八世纪的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不仅是意大利而且是欧洲着名的声乐艺术发源地，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着名的歌剧流派的中心。威尼斯的歌剧流派起源于蒙特威尔弟<small>〔1〕</small>，在十七世纪有卡瓦利（Cavalli）和萨格伦奇（Segrenci）这样一批人，在十八世纪有曼赛罗（Mancello）和加鲁皮（Galuppi）；那不勒斯的歌剧流派形成的稍微晚些（十七世纪末），发起人是弗朗西斯科·普罗文查勒（Francesco Provenzale）；到了十八世纪，它同阿雷桑德罗·斯卡拉蒂（Alessandro Scarlatti）<small>〔2〕</small>及其不可胜数的追随者的学派，加上佩尔戈莱西学派，共同在戏剧音乐方面建立了无可争辩的权威。威尼斯和那不勒斯还拥有意大利最负盛名的音乐学院。
除了这两座歌剧中心之外，伦巴底是器乐中心，波隆那以其音乐理论家而闻名。而罗马在这一艺术组织集合体中，扮演了首都的角色；这倒不是因为个人创作艺术的高超，而是因为罗马拥有对艺术作品的主宰、审判权。伯尼认为：“罗马是作曲家的荣誉驿站，罗马人被认为是意大利最严厉的音乐法官。人们认为，在罗马获得成功的艺术家无需再惧怕其他城市的评论家的严格。”
那不勒斯音乐令外国旅行者产生的第一感觉是惊讶而不是兴奋。比较诚恳或者比较优秀的评论家甚至对这一开端感到失望。他们像伯尼一样，发现器乐演奏漫不经心，或是节奏和音阶同时出错，或是声音粗糙，或是音乐中有一种天生的残忍，一种超乎常情的东西，按照格罗斯利的说法是：“贪婪、挥霍者的品味。”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字记录在这点上达成一致。法国旅行者J. J. 布夏尔于1632年写道：
“那不勒斯音乐因为其欢快、怪诞的节奏而格外动人，歌曲的风格与罗马风格差别很大，令人眼花缭乱、仿佛很不容易妥协；事实上它不是太花哨而是怪诞又愚蠢，只有它那快速、令人眼花缭乱、怪诞的节奏才令人愉快。作为法国和西西里曲调的混合体，它在连续性和一致性方面过于放纵，丝毫不注意这两点——前进、然后突然中止，从低音跳到高音，从高音跳到低音，强行将人声发挥到极限，然后突然控制声音。正是从这些高低、强弱之间的转换人们识别出那不勒斯人的歌唱艺术。”
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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