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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岳根本不像是开玩笑的模样。
当日韬奋棚在五架房就严格执行新颁布的夏课格。
另外在棚头所居的单独给房当中，高岳唤来刘德室、黄顺等骨干，当这几人进来时，只见到棚头房间中央石板地上，用麻布覆盖个像是橱柜的东西。
高岳揭开后，他们才看到，这里面根本不是什么橱柜，而是个木制的台面，旁边密密麻麻垒着一块块的枣木版，“这不是雕梓吗？”黄顺大为惊奇。
虽然惊奇，可还没到不认识的地步，因在这个时代，雕版印刷已在唐帝国较为盛行，不过主要集中于印刷医书、咒文和日历，现在各藩镇在长安城的进奏院更是会将帝国中央政府的一些消息集中印在纸卷上，每隔段时间便火速送到方镇所在地，以便让节帅能第一时间掌握都城政治动向。
但其他方面，唐朝暂时还是以手写手抄为主，高岳先前拜托吴彩鸾所做的，就是让她去东市大刁家的书坊，购置个印刷的木台和枣木版来，还有印制东西所需的松墨来——抄录佛经手写是为了体现心诚，可高岳为了韬奋棚温课所需，便顾不上这些，当然是越方便越好。
非但储备了批枣木雕版，高岳还从大刁家书坊里专门雇了一名写工和两名刻工来，甚至还准备了两张蜡板以备急需。
所谓的蜡板可塑性强，不像雕版刻上去就不能更改，刻完抹平可再刻，但蜡板也有致命性缺陷：渗墨性能较差，若是遇到较小的笔画，往往会印不出来导致缺笔，最有名的例子是宋朝绍圣年，朝廷急着将某年新及第的进士名单给刊印发布出去，来不及用雕版，便用了蜡板，结果当年状元叫毕渐，三点水没印出来，人们就只认得“状元毕斩”了——后来毕渐果然因获罪，掉了脑袋。
故而高岳备下些蜡板，也纯是应急用的。
“这，这是要印拟卷吗？”
高岳说没错，接着他举起其中的两三块，刘德室和黄顺一看，上面已经刻好了密密麻麻整齐的文字，“每日都要叫生徒们贴经、策对，所以我精心收罗并拟出一套题目，随印随做，不能再让生徒放任自流。”
迅速的，一套贴经题和一套策对题就印制出来，发到了五架房生徒们的手中，所有生徒们盘膝坐在书案之后，提着笔在印好题目的纸张上，沙沙沙之声不绝，笔尖在贴经上留白处写上答案，下一个时辰又是拟策问，生徒们又支起下巴，用笔尖点着卷子，苦思冥想，搜索词汇。
高岳就端坐在屏风间的席上，监督观望课程，数日下来，他感到国子监生徒们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韬奋棚成立前，国子监生徒向来以游手好闲、侮师慢贤而闻名，究其原因无外乎三点：
国子监的博士、助教们因俸禄微薄，生活清苦，根本无心于教学；
章程废弛，课程毫无效率，上午学经（绝大多数也是徒有虚设），下午练字（更是个摆设），对生徒没有任何约束力和锻炼效果，导致生徒们无心向学，转而沉迷博戏、嫖宿；
国子监学习以儒家经文为主，杂文诗赋并非其所长，无法和全国各地的乡贡举子的诗文相抗衡，而礼部试又最重诗赋，多年被剃光头也是情理之中的结果。
而现在高岳琐细严苛的新夏课格，实则是模仿穿越前的“平水中学”模式，高岳知道这种模式可能饱受某些人诟病，可现在是古代的唐朝啊！那群呱噪的人终于消失，不再构成任何阻碍，另外谁也不能否认此模式在应试教育里的绝大优势。其实后世，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也是标准的苦学派，他们的能力绝非是天生的，也是一道道诗赋、一道道策问磨练出来的，白居易曾经在应试前，和友人退居至山中闭关，模拟出百道策问，又模拟百道判文，精思苦练数月，才有大成。韩愈可能天资鲁钝些，更是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最后才闯出一片天地。总之自古至今，捷径是根本没有的，天赋更是扯淡（杜甫去参加制科，被李林甫阻扰了，李白嘛因诗作得好，供职翰林院，其实也没什么了不得，盛唐的翰林院和后来中晚唐专职皇帝文秘的翰林学士院是两码事，盛唐翰林院面向整个民间，有一技之长的，如绘画、诗歌、医药、弹琴、围棋甚至杂戏等，都可供职于彼，驳杂为翰，人多为林）高岳认为想要在来年春闱来临前的九个月当中，学业取得飞速进展，非得在韬奋棚推行这套“平水中学温课模式”不可！
一开始生徒们并不适应，但在棚头高岳的高压下，也逐渐接受车轮式的苦学苦练：他们一大早起来，默默而迅速吃完早饭，就开始练习贴经、策对，下午又练五言长诗和律赋，傍晚结队绕着曲江长跑七里半（此活动轰动半个长安城），入夜后食饭完毕，又要冲个冷水澡，然后温习白日课程，或苦练书法——许多生徒甚至在入浴或吃饭的间隙，也排着队，手举便笺，默诵经文或推敲诗赋，一有时间更是勤加翻阅《切韵》、《文选》、《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工具书，迅速地也将各种游乐彻底抛诸脑后了。
非但如此，高岳还亲自会在他们于五架房聚学时，给他们猛灌这些唐朝国子监生徒闻所未闻的“加料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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