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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日忘之。”张居正不愠不火，眼波深沉，“但是，汝观啊，我也提醒你，不要忘记了你我年轻时立下的理想。那时候，你在户部当主事，我在翰林院里当编修，都还只是个下等官吏。当时的宰辅是严嵩，他利欲熏心，挟威权以自重，大肆卖官鬻爵。各衙门当道大臣，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禄秩，几乎有一多半趋炎附势，与之同流合污，以致黑白颠倒，政事窳败。有一次，记得是个大雪天，你我凑在一块儿喝闷酒，议论政事心情败坏，然后是你提议，我俩一道顶着蝴蝶般的大雪片子跑到香山脚下，寻找那一座早已破烂不堪的钟馗庙。对着泥胎剥落的钟馗塑像，我俩焚香祷告，期望这位打鬼英雄再次君临人间，以扫除政坛妖氛，还我清明吏治。汝观，你还记得这件事吗？”
“……记得，”王国光脸上肌肉痉挛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回道，“听说那座钟馗庙年久失修，早就垮掉了。”
“人间的鬼太多，钟馗受此冷落，也是理属当然。”张居正一番感叹，又语重心长地讲下去，“汝观兄，现在你我两人，一为宅揆，一为冢宰，按常理已是天下文官之首。身居要位，尤当谨慎。天底下有多少官员，有多少百姓，就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如果我们又做师公又做鬼，遇到这种天大的丑闻，想的不是去揭露，去纠正，而是千方百计遮掩起来，岂不堕落到跟严嵩一模一样？你难道保证没有年轻官吏像你我当年一样，也跑去钟馗庙长歌当哭，骂我们昏庸无道，采用卑劣手法，窃取朝廷的禄秩？”
“这……”王国光仿佛被人踹了一个窝心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讷讷言道，“咱是想屎不臭，何必挑起来臭。”
“老兄此言差矣，你听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张居正说着稍一敛神，接着言道，“北宋庆历年间，主管进奏院的集贤校理苏舜钦与本衙属官中秋聚会，还请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一帮名士参加。聚会的费用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将衙门过时的文纸卖掉，不足部分由苏舜钦贴补。当时京城汴梁，存在着革新与守旧两股势力，苏舜钦的岳父杜衍担任枢密使，也就是宰相。两个副枢密使，一个是范仲淹，一个是富弼，三人共理朝政，都是改革派的领袖。守旧的反对派一直想把这帮改革官员赶下政坛逐出京城，可是总也找不到机会。这一下他们从苏舜钦身上找到了缺口。须知北宋吏治极严，私卖作废文纸得来的钱只能充公，若用来私人打牙祭，便是触犯国法。反对派的骨干人物御史大夫王拱辰、刘元瑜等立刻给宋仁宗上本弹奏此事，请求严惩。仁宗皇帝架不住反对派的轮番劾奏，加之对苏舜钦狂放的文人习气一直心怀不满，于是下令将苏舜钦撤职投入诏狱，枷掠严讯。过了两个月结案，判苏舜钦监守自盗，减死一等科刑，被贬到苏州为民，永不许再回京城。参加那次宴会的十几位名士几乎全都是改革派，也全部被贬出京，就连杜衍、范仲淹和富弼三人也受到株连，降职外调。一时间，守旧派卷土重来弹冠相庆，用他们的话说，改革派被‘一网打尽，京城中名士一时俱空’！就这么一件小事，使杜衍、范仲淹、富弼三人倡导的改革毁于一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汝观啊，历史的教训我们不可不吸取。”
“这就是我决心揭露辽东大捷一事真相的缘由。”张居正到此时才亮出底牌。
张居正讲述的这一则历史故事在王国光心中引起了震撼。他问道：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不是这时候写下的？”
“是的，《岳阳楼记》开篇第一句话‘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记述的就是这件事。一场改革失败，倒是留下了两篇好文章，一篇是方才讲到的《岳阳楼记》，另一篇是客死苏州的苏舜钦写的《沧浪亭记》，本都是柄国大臣，最后沦落为一介文士，岂不悲哉！”
“因小失大，可见官场残酷。”
“这就是我决心揭露辽东大捷一事真相的缘由。”张居正到此时才亮出底牌，“一连六年的改革，我们得罪了多少势豪大户？这些人无时不在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辽东大捷这样大的事，终究要露馅，你想想，纸怎么能包住火呢？与其让他们揪住这件事把我们一窝端，倒不如我们自己纠正，不给反对者以任何可乘之机。”
听了这一番剖析，王国光终于明白了张居正的良苦用心。他不禁为自己刚才的冒失顶撞而懊悔，讪讪一笑言道：
“叔大兄，听你这一说，咱倒是想通了。但是，处理这件事，牵涉的人太多。咱还要提醒你，千万不要治好一只眼睛，又戳瞎另一只眼睛。”
张居正点点头，他为王国光的态度转变而高兴，处理辽东大捷一案是要处分人的，如果吏部尚书不配合，则简直无法进行。他为老朋友的深明大义而感动，于是开玩笑说：
“我今天来已是做了准备，要让你这只山西骡子踢几脚。”
“你放心，该踢的时候，咱绝不留情。”
“你踢不着我！”
“你甭吹。”
“不是吹，你没听到京城里传了两句顺口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是骂我的话。既是九头鸟，不等你山西骡子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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