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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道奏疏，张居正放下，又拿起另一道来读。这道奏疏是山东道御史谢柬之写的《陈时事疏》：
……今民力日困，府库日空，乞敕各部备查近来比隆庆初年相比情况：如吏部新增多少文职官吏，户部新增各官并各王府俸禄几何，礼部新增供应并祭祀赏赐等项各有多少，兵部之新增军职并柴薪皂隶多少，工部新增工官并营造料价多少。各部应逐项清查总数上报，如此可以革冒滥贪墨之弊，量入为出，止各衙门攀比妄费之心，恳望人主亲加裁抑。
张居正一口气读完九道待拟票的奏疏，不但不感到累，反而觉得精神气儿格外旺盛。这九道本子除了上述两道，余下七道，有三道就京城苏州胡同巡警铺档头蒋二旺吃空额一事引发议论，建议清理天下营兵，重造簿籍。凡吃空额贪墨饷银者，一律严惩；有两道涉及理财，就清理全国各府州县累年积欠课银献计；还有两道希望圣上谕旨京师各大衙门尽去奢靡浮费之风，厉行节约，以省国用。这里头有一道折子是光禄寺丞罗先吉所写，言隆庆五至六年两年间，由光禄寺进上供物用于皇上膳食并修斋等项器皿，共两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件，内侍截留未出。罗先吉用词尖刻，称这等取物不还的做法，类同贪墨，望圣上发旨，将此等大批物件由尚膳监清理归还。
不难看出，这九道奏疏虽议事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揭露时弊、抨击朝政。如今把它们摆在一起，就感到分量颇重。局外人哪能知晓，它们的出笼原也出自张居正的一片苦心。
却说朱洪武创设的首辅制，与唐宋两朝的宰相制度多有不同。首辅与宰相虽然地位差不多，但柄国方式却差别甚大。宰相握有提调任免生杀予夺之权，而首辅名义上只不过是皇帝的顾问而已。他既不能提拔降黜任何一名官员，也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更不可能对各大衙门及全国各府州县直接发号施令。但是，首辅也有一样显赫的权力，那就是拟票。国朝政事，无论大小，皆以皇上的圣旨为准。但皇上的圣旨，除极少个例，一般都得送往内阁拟票。皇上同意这个拟票，就命司礼监照样誊抄一遍，是谓批朱。皇上若不同意，仍得发回内阁重拟。有时候，皇上也可绕过内阁径发“中旨”，但不可能经常这样，大量的圣旨，还得照票批朱。这样一来，首辅就可以通过拟票间接地控制朝纲政局。这样一种执政方式，对皇上与首辅双方均有制约。若双方发生矛盾，失败的只能是首辅。皇上虽不能更改这种先祖创立的公文制度，但他可以撤换首辅。因此，大凡想要有所作为的首辅，首先要审时度势，摸清皇上的脾性，用自己的观点影响皇上。其次就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相关官员，让他们向皇上写本呈奏，自己再来行使拟票权批准这一建言。高拱在任时，之所以能呼风唤雨独揽朝局，就在于他既得宠于皇上，又有一大批门生故旧为之效劳。张居正久居内阁，焉能不知个中奥秘？他虽然痛恨朋党，私下里又不得不承认，如此体制之下，没有朋党必然一事无成。因此他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用术存正气，结党不营私。基于这一点，多年来他也用心结纳同志，培植势力。上任首辅两个多月以来，他仿佛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年。说严重一点，他每天都处在焦灼、希望、感奋与痛苦中。但作为一个韬光养晦多年的人，他并没有被这暂时的困境所吓倒。就在童立本上吊之后，他感到形势有可能发生转变，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全国各地发出二十多封急信，收信人全都是他的门生故旧。他向他们密授机宜，教他们如何向皇上写本进言。现在摆在他桌上的这九道奏疏，就是其中的第一批。皇上既然悉数发来内阁拟票，其态度不言自明。想到这一层，张居正不禁双眸炯然，脑海里顿时升腾起一个壮丽的憧憬：万历新政就要开始了！
于是，在极度的兴奋中，他提笔拟票。
给施琅奏折的拟票是：
国朝创设法司与厂卫，职责各有定制，着该衙门听了，诏如议行。
给谢柬之《陈时弊疏》的拟票是：
这道疏切中时弊，着各部院大臣看了，详议报来，不得延误。
给光禄寺丞罗先吉呈疏的拟票是：
器皿偷盗昧没之事，屡有发生，这都是孟冲任上事。所言器皿，应悉数归还。今后遇着这等事，俱附写验入，尚膳监并各宫值日太监照数发出，如有损少，听提督太监参奏。
刚拟了这三道票，张居正搁笔，才说闭目养一会儿神，忽听得有人敲门。
“谁？”
“是我。”
姚旷推门而入。
“揭帖送进去了？”
“送了。”姚旷一脸紧张之色，畏葸说道，“首辅大人，出大事了。”
“何事？”
“羊尾巴胡同烧起了大火。”
这场大火足足烧了大半天。风助火势越烧越猛，亏得京师大营派了数百兵士赶来扑救，才把火势控制住，薄暮时分完全熄灭。据初步统计，这场大火烧死官员五人，围观及住户民众二十四人，烧毁民房一百八十七间，踩伤烧伤的人数以百计。其中十几个伤势重者，也是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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