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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叹一声，问道：“不知李太后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冯保揣摩张居正的心思，索性挑明了说：“张先生，老夫知道你眼下最怕的事情是李太后顾及私情而不能秉公谋断。”
“不谷是有一些担心。”张居正老实承认，旋即又改口说，“转而一想，这担心又是多余的，太后深明大义，处事施政，莫不以社稷纲常为重，她绝不可能因小私而弃大公。”
冯保不想挑破张居正的掩饰，而是把小皇上退朝后在乾清宫门口跪举破棉衣的事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了一通，最后说：
“李太后问老夫，戚继光所言兵士冻死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咱当即回答，戚将军久经战阵，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英雄，绝不可能在皇上面前说半句假话。”
张居正听罢，忧心忡忡说道：“太后如此问话，恐怕别有心思啊。”
“这是肯定的，”冯保正想利用这件事做文章，让张居正不敢小瞧他，于是表示关切地说，“其实李太后也知道，支持戚继光告御状的是你张先生。”
“这一点不谷也不想隐瞒。”
冯保本以为张居正会遮掩，没想到他答得如此坦然，他当下一愣，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关乎朝廷法度。”
“但你也该想想后果，”冯保劝道，“我赫赫皇朝，兵士有八十万之众，纵冻死几个，终无碍于大局。但武清伯李伟只有一个，你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李太后。这后果是什么呢？高拱去职为的是什么？不就是结怨于太后吗？”
平心而论，冯保说的是实情，正因为是实情，才更让张居正感到了官场的残酷与政局的不可捉摸。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与择机行事的能力。他向冯保投以感激的一瞥，动情地说：
“多谢冯公公的提醒，不谷执掌政府以来，每事都得到冯公公的无私奥援，这一点不谷深藏在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冯公公正是不谷最为信赖的良师益友。但是，这一次戚将军御前告状一事，不谷窃以为不会得罪太后。”
因有几句奉承话垫底儿，冯保眉开眼笑。他问道：“说说你的理儿，为何不会得罪太后？”
张居正答：“因为不谷从未想到要把武清伯怎么样。”
“但戚继光告的就是他。”
“告归告，处理归处理，这是两码事。”
“既不惩处，又何必告他，这不是白得罪人吗？”
张居正悠悠一笑，回道：“太后最英明之处，在于她明白一个许多雄才大略的帝王都不曾明白的一个道理：把天下治好，累的苦的是我们，而得实惠的是皇帝自身。冯公公你把内宫二十四监局治理得井井有条，你安排了那么多勤勉肯干的监官，请问哪一个是为你服务的？不谷执掌政府推行改革，行富国强兵之路，如今不过两年，太仓里从一无所有到今日积贮了四百多万两银子，其中又有哪一两银子可以装入我张居正的腰包？你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辅佐小皇上，开创朱明王朝的太平盛世吗？”
张居正娓娓道来，冯保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张居正的话句句在理，但他素来不肯在朝廷的大政方针上发表高见。此时，他依然只问很现实的问题：
“你为何要把武清伯作为靶子？”
冯保的问话点在“睛”上，记得两年前出任首辅前夕，在天寿山上，他曾对故友何心隐讲到官场的顽症之一乃是朋党政治。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厘清，以高拱为首的朋党已被他收拾得差不多了，但通过子粒田征税一事，他发现皇亲国戚这一朋党已成为他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尽管武清伯李伟并不是这个朋党的首领，但他在这个圈子内的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若是能把他惩治惩治，对其余的皇亲国戚就能起到震慑作用。古人云：“破民间盗贼易，破朝中朋党难。”惟其难，他才想着要花大力气对付。但这些话对任何人都不能明讲，只能私藏于心。张居正与冯保谈话向来极有分寸，这会儿更不肯把心思完全敞开，他想了想，答道：
“实是因为武清伯制作的棉衣太不像话。”
“王崇古把这笔生意送给武清伯做人情，这事儿当时就有人议论，记得有一次老夫还问过你此事，你的态度也是默许的，为何如今一变初衷，又要追查此事？”
“不错，当初不谷是默许的。”张居正点头承认，接着又说，“不谷当时虑着因子粒田征税，武清伯有些损失，他想做这笔生意补回几个银子，此事虽不合法，却也无悖情理。但不谷默许的是让他做这笔生意，而不是让他以劣充优，弄些发霉变质的布匹棉花来制衣服。”
“是啊，武清伯这件事情是做得不大体面，”冯保附和着说道，“咱替他算了笔账，这一套破棉衣，最多值二钱银子，可是王崇古给他的工价银，是一两一套，你说，这笔生意他赚了多少？太黑了！”
“李太后知道这个内情否？”张居正趁机问道。
“暂时还不知道，”冯保觑着张居正，意味深长地说，“若张先生想让李太后知道，老夫随时都可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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