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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相，但地位在安童下。
安童拜相后，即奏请燕王真金领中书省事，又奏召许衡入朝，亲自至旅舍拜访请教。十分佩服。于是世祖命许衡入省议事，特召见面谕：“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谨辅导。汝有嘉谟，先告安童，以达于我，我将择焉。”
显然意在培养练达中原政务的蒙古大臣来主掌行政，以免权力旁落。当时右、左丞相有五人。即安童、史天泽、忽都察儿、耶律铸、伯颜。
至元四年，安童奏：“今丞相五人，素无此例，臣等议拟设二丞相，臣等蒙古人三员惟陛下所命。”诏以安童为长。史天泽次之，其余蒙古、汉人参用，员数勿过多。于是忽都察儿、耶律铸降为平章政事，伯颜降为右丞。
安童又奏宜用老成人如姚枢等同议中书省事，诏许之。姚、许等汉族儒臣原是世祖即位前就已征聘的人物，和世侯势力也没有关系，他们都主张实行儒家治国方针，安童在他们的帮助下继续奉行采用汉法的政策。
至元八年，陕西省大臣也速迭儿建议说，由于饥荒盛行，饥馑遍地，盗贼横行，如果不处死一二人，无法惩前毖后，警告世人。让中书省讨论这件事的可行性。安童报告说：“如果不分轻重，凡是强盗和偷窃都被处死，那样显然很不恰当，处死罪犯，必须详查和报告。”皇帝听从安童的建议。
至元十二年七月，皇帝下令，提拔安童任行中书省枢密院事，跟随太子北平王，外出镇守极边，忠心耿耿，在艰苦的边关守卫了十年。
安童至西北边后，发兵讨伐窝阔台后王大名王禾忽，又因分配给养不公，引起诸王不满。至元十三年，从那木罕戍边的宪宗子昔里吉发动叛乱，劫持了那木罕和安童，将安童送到海都处拘禁。海都对拖雷家族的内争采取观望态度，颇优待安童，授以官职，直到至元二十年才遣还，二十一年，回到元廷。
安童回朝时，和礼霍孙任右相。自阿合马被杀，“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不符合世祖力图增加财政收入的要求。总制院使桑哥推荐卢世荣有才术，能裕国而不损民。二十一年十一月，诏命和礼霍孙等中书省官与世荣廷辩，世荣论所当行之事头头是道，辩胜，于是世祖罢和礼霍孙等，复任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安童跟随从北平王回到了京城，由于犯罪，在京城等待判决，皇帝忽必烈召见他，对他表示慰劳。安童跪在地上，一边向皇帝磕头，一边感激皇帝说：“臣奉命出使，犯下了大错，严重影响了皇帝的圣德和声威，真是罪该万死！”他被皇帝挽留在寝殿里，交谈到四鼓时才出皇宫，返回家里。
至元二十三年夏，中书省提请任命漕司各位官员的姓名官，元世祖忽必烈“朝廷中平章、右丞之类的重要职务，我当亲自挑选任命。其余的职务由你任意挑选。”
安童报告说：“我听说皇上要倚靠近侍，作为耳目，我承蒙厚爱，获得任用，但是这是不合法的。还是按照检举报告，根据罪行的轻重，请陛下裁处吧。今天的朝廷里，许多近臣寻找机会，结党营私，安插亲信，说某人做某官、某人居某职，草拟好名单上报，提请中书省任命。我认为任命官员，应该制定相应的法规，让人无机可乘，臣常废格不行，如果有人结党营私，请陛下予以详察。”
元世祖忽必烈说：“你说得很对。今后如果有类似事件，一定否决，不予施行。有妄自报告的人，立即上报。”
安童对世荣的各项改革措施最初持赞成态度，如整治钞法，听民间从便买卖金银；罢各处竹课，从民货卖收税；听民采江湖之鱼；改革由各站户供给使司饮食之弊，除驿马外，由官支给；又起用阿合马所用官员中有才而无罪者。
但不久便有许多蒙、汉廷臣弹劾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安童亦觉卢世荣有擅权行为，且遭到许多人反对，乃改变态度，指责“世荣昔奏，能不取于民岁办钞三百万锭，数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阅月，所行不符所言，钱谷出者多于所入，引用人，紊乱选法”。
元世祖忽必烈令捕世荣下狱，命安童与诸臣议其所行，当罢者罢之，当更者更之。安童再相后，仍亲近儒士，奏请起用老臣徐世隆、李昶。时宋儒叶李归隐富春江，南台御史大夫相威奉旨求遗逸之士，以其名奏上，世祖大喜，即授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不欲受，安童特致书恳请，谓“先生在宋，以忠言谠论著称，简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隐见随时，其尚悉心，以报殊遇”。
叶李见丞相来书劝驾，始就职。这时发生了南台御史上章请禅位太子的风波，世祖甚怒，安童虽自承罪责，但君臣间嫌隙已生。世祖欲倚近侍为耳目以监视群臣，近侍辈遂恃势援引奸人，擅署某人某官、某人某职，径自奏闻，付中书施行。安童将其中尤不合体例者搁置不行，但顾虑有人借此告发他不奉旨，二十三年四月，他故意将中书所拟漕司等官姓名上奏。世祖说：“平章、右丞（等职）固当取朕裁决，其余皆卿事，若一一相烦，有失寄托之意。”安童乃乘机将近侍擅署官职事奏明，世祖命今后若此者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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