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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权如果要细分的话，实际上应该包涵两层，即决策权和处置权。其中，处置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治权。
大唐政事堂的相公们，因为三省分立的缘故，权力主要集中于执笔的中书令，也就是以中书令为尊的相权。中书令没有处置权，也就是没有治权，有的是提议权，也就是决策权，这样的权力结构，导致大唐的宰相与前朝相比，在治权上要差很多。因此，朝廷对地方的执政能力是弱化的。
李诚中所要做的，就是重树尚书省的权威。
天佑三年六月三十，冯道由幽州出发，正式抵达洛阳。李诚中在和冯道进行了整夜长谈后，以监国燕王身份，代天子发布了一系列诏书。
任命冯道为尚书令，迁张濬为中书令。
自太宗皇帝出任过尚书令后，这一官职已经成为了东宫太子的荣誉性加衔，并无实质意义，如今骤然再现，不由令群臣哗然。张濬原为尚书左仆射，如今迁为中书令，由从二品升格为正二品，在品级上算是一次极为荣耀的晋升，如果按照惯例来看，应当成为诸相之首。
但张濬有自知之明，虽说自己为李诚中出谋划策，先后立有游说缁青归附、劝说天子禅位的功劳，但比起冯道这个燕王身边年轻的“老人”来说，仍是不够“资格”的。不要说冯道了，或许在燕王李诚中的心里，自己连韩延徽也大大不如。故此，面对众多贺客，他很有理智的谦逊相谢。
不得不说，张濬为人确实老道，他的低姿态确保了自己在李诚中其后的一系列任命中不至于丢掉面皮。
七月初一，李诚中任命齐王王师范为门下侍中。这道诏令是冯道的直接建议，先不提王师范本人的学识足以胜任，冯道最看重的，其实是这道诏令里蕴含的示范效应，因此也得到了李诚中的首肯。
同日，任命平州刺史张在吉为尚书左仆射，任命沧州刺史刘审交为尚书右仆射。张在吉是扶持李诚中发家的长辈，刘审交则是李诚中提拔起来的心腹，这两人加入尚书省，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尚书省即将在新的朝廷框架中握有大权。
七月初二，李诚中征辟赋闲在家的崔远出任中书侍郎，召被贬至濮州的韩渥为门下侍郎，各为正三品。崔远曾经一度为相，在朝廷官员中颇有威信；韩渥长期担任翰林学士，也曾短期入相，文采卓绝，诗词尤为出名，是为天下文宗魁首。让这两人进入朝堂担任重要官职，是李诚中恢复中枢权威的重要举措。
三省长官拟定，朝堂框架便大致恢复了起来。但李诚中紧接着对三省职权的授予，则有着与以往极为显著的不同。
三省之中，中书令、尚书令、门下侍中都是正二品，尚书左右仆射为从二品，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为正三品——与各部尚书相同。
其中，尚书令冯道、中书令张濬、门下侍中王师范、尚书左仆射张在吉、尚书右仆射刘审交入政事堂，明确以尚书令冯道为尊，大事不豫可一言而决。
原尚书省六部，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进行改革，吏部、刑部保留，一应职权不变。将礼部中的科举、教育职能划入九监中的国子监，仅掌外事、礼仪、祭祀等；将户部中的财赋职剥离，仅掌民事户籍；兵部仅管地方与军队的协调；工部则剥离了大多数职能，仅保留对工坊和营造的管理。
五监之中，国子监纳入尚书省，更名为学部，管理学校、科举等教育事业；将少府监更名为农部，掌管农林渔牧；将作监予以裁撤，一并职司并入工部；军器监则直接划入枢密院，成为后勤部的军器司；都水监升格为通部，除了保留水利等事务外，还将驿传、官道等等事务纳入其中。
九寺之中，鸿胪寺并入礼部，司农寺升格为计部，将原少府寺及户部中有关财赋的事务全权整合。
另将翰林院升格为文部，负责文教事务，管理修史、文辞及将来的宣传等。同时新设商部，专门负责大兴工商的事务。
至此，新的尚书省算是完成了雏形，成为三省之中的大省，内含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学部、农部、通部、计部、商部、文部，共计十二部，几乎将原来的六部、五监、九寺全数囊括其中。
中书省仍然负责批阅各部及地方送达的表奏，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为天子草拟诏书，门下省依然具有封驳权，不经门下同意，不得移送尚书各部处置。但需要注意的是，政事堂中，已经明确尚书令为尊，同时政事堂五人中，尚书省又占了三个名额，至此，尚书省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宰相的治权得到正式承认。
李诚中加强政事堂诸相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三省长官可提名各省除副职以外的所有官员。比如尚书令冯道可提名任命十二部尚书及侍郎，中书令张濬可提名任命中书舍人、右散骑常侍、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起居舍人等，门下侍中王师范可提名任命左散骑常侍、、左补阙、左拾遗、起居郎、典仪、城门郎、符宝郎等。上述提名经政事堂通过后，报天策府批准，一般情况下，李诚中无有不准。
这项举措，等于让政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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