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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儒想说话，旁边董其昌摇头示意他不要开口，他这狂生忍不住低声嘀咕了两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不过他和董其昌是同乡，年纪又比董其昌小，平时倒也听得进去董其昌说的话，跺了跺脚，就拿石桌子上头的点心来拼命，往嘴巴里头塞了好几块，气闷地在那儿咀嚼着。
三人都是聪明人，很默契地就不提这个话题了，依旧读书、作画，谈论民计农桑，乖官依然继续写那连书名还没取的书，而董其昌和陈继儒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抄他的手稿。
即便是刻印书籍已经风传天下，一本书一两二两银子，对稍微有点钱的百姓来说，都还算买得起，可依旧有大批的读书人喜欢抄书，抄书有书法之妙，而且抄上一遍，几乎就能把内容牢牢记到脑子里头去，若说雅致，刻印的书虽有夹批，有绣像，有名士点评，但在文人士子心中总是和自己亲手抄来的书有一截距离的。
水浒和三国在没有刻印贩卖天下之前，已经在无数文人手中传阅过，靠的就是手抄本，甚至刻印哄传天下了，手抄本也一样有人要，若是有名士手抄的，一章两章三四章，短简残篇了，无所谓，照样有人高价要，即便是在后世，在一个尚未开放的年代里头，也有无数人知道有一本叫做《xx之心》的手抄本，传阅过的不计其数。
这实际上就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的一个另外的诠释，有很多[***]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都是无数刻印天下的畅销书所无法比拟的，譬如后世说到明朝，必然要说金瓶梅，怎么也绕不过去的，但明朝畅销量最大的一个类型的书籍，时文，管你是进士的时文还是状元的时文，谁知道？谁爱知道？
因此，乖官写这本书，根本不怕没人刻印就没有影响力，首先，他对那位忠正堂主熊大木还抱有一点信心的，毕竟是名留青史的人物，说不准人家就胆子大，别人不敢刻印，我来。即便当真谁也不敢印，他也不怕，公开卖有时候不一定就比暗底下悄悄流传影响大，等手抄本传出去，文人士子们谈论起来：哎呀，有一本奇书，满纸云霞，讲述的是……那些没看过的，肯定心痒痒，要缠着有书的人借回去抄，一来二去的，影响力不见得就比一版刻印个两三千本小。
所以，他每天就默默地写，董其昌和陈继儒则拼命的抄，这期间，三吴士子们之间开始哄传乖官的本子，然后，那些探访得桃花坞所在的，发现大名士董其昌和陈继儒都在郑家小住，一时间，纷纷扰扰，无数读书人登门拜访，把郑家的门槛儿差点踏破，下人们有时候忙起来，真是脚都伸不进去。
按道理，这么忙碌，完全可以开口要求主家加月例银子，明朝大多数的仆人就跟后世的小保姆差不多，我每天干这么多事情，累死累活的，要求加工资也很正常罢！有些人家的仆人，说不准家底子比主家还硬些，就像是后世的月嫂，有些穿金戴银，出入有车，比主家还有钱。
不过，这时候大明到底还讲究一个主仆名分，理直气壮要求加工资的事情虽然有，但是不多，而且郑国蕃如今眼看着一代大名士的派头，说出去脸上也有光彩，要是勤恳些在府上服侍个二十年，说不准曰后少爷中进士当大官，那岂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
是人皆有私心，即便是这个时候的儒生们，也有很多人认为[圣人之道，在百姓曰用处]，也就是说，小市民习气，那里头也是包含着圣人的大道的，没什么好鄙视的。
所以郑家刚买了不久的两个丫头，四个大脚婆子，四个男仆，加上附近农家雇来的两个洒扫婆子，一起十二个，竟是默契地提也没提这事儿，只是更用心地做事，尤其是那个做得一手上好席面的茶饭婆子，正是忙起来脚也不沾地，却也跟着大伙儿一般，不曾提这加月例银子的事情。
当然了，这些事情有人看在眼里，乖官的姨母艾梅娘做了十数年官宦人家的主妇，也学到了一手管理家庭的本事，在古代，想当大小姐，十岁之前还可以，但十岁以后，有些东西是必须学的，撒手不问家族事的大小姐根本没什么出路，女红这些都不去讲了，单只嫁到别人家里头去，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家里头的账面花销，手底下佣人的月例，各种田庄的收成，一年三节要往来拜访走动的亲戚，各种红白喜事的人情帐目……这些你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不懂，又不爱去管着，可能么？要知道古代一个正房娘子，就相当于后世的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你做的不好，董事长相公可是要问话的，何况还有太上董事长婆婆，做不好，正好发作你，把你休了你娘家都没话说，养一个女儿不会管家，最后被人给赶回来了，如何好意思说得出口，可丢了大人了。
这还是普通官宦人家，要是家族大一点儿，那更是需要专门的人才能管理起来，所以，一般所谓的争宠之类并不多见，大明朝的女人们不是傻子，有些位子，给你坐，你也做不来。
所以，大多数时候的所谓争宠，都是在一个可以控制的圈子里头，譬如说二姨太和三姨太争一争头面，你有三根金簪子，我得有四根。但若是说这些姨太太整天想着代替正头娘子，这完全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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