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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
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脊，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
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杨广的这个诏令，说明他即位之初之所以决定迁都洛阳，是出于对洛阳在当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决不是出于荒淫逸乐，更不是什么迷信谶纬。可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杨广迁都洛阳的原因时，只字不提上述理由，也不提杨广这个讲明了迁都原因的诏书，却只说：“章仇太翼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显然把杨广的迷信谶之说作为其迁都洛阳的主要动因，从而贬低了杨广的政治眼光与才能。这也说明司马光是不赞成杨广在诏书上说迁都洛阳的原因，他更相信这是杨广私心作祟而做出的荒唐之举。然而司马光的前人唐朝李吉甫却承认杨广迁都洛阳的原因，是基于洛阳有地理形势上的优越性，并非迷信之故。在他的《元和郡县志》记载“初，炀帝常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都于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
其实杨广迁都洛阳，在他的诏书中把重要原因都简单的讲了一下，所以结合历史的实际来分析一下杨广迁都洛阳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会发现杨广是有着开阔的政治眼光和不凡的政治想象力的。</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