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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乐队，“乐器无休止地喧闹着，没有人能够忍耐半小时而不患剧烈的头痛。”整场骚动由一位被卢梭称作“伐木工人”的乐队指挥领导，因为他用指挥棒指示节拍所花费的力气与砍倒一棵树所花费的力气一样多。
当我读到德彪西的一篇观后感后，我禁不住回想起这些感受。在这篇文章中，德彪西将格鲁克自负、沉重的风格同拉莫的简洁进行了对比——后者的“作品具有柔弱、迷人的精致，侧重适宜，没有夸大或是小题大做……那种清晰，那种精确，那种形式的紧凑”。我不知道德彪西的观点是否正确；假设也是正确的，那么他所感受的、以及今天人们所感受的拉莫的作品与十八世纪人们听到的情形没有任何关系。不管卢梭做了怎样的讽刺性描述，这种讽刺只会扩大拉莫歌剧的显着特点；在那个时代，不论拉莫的朋友抑或他的敌人，都不认为其作品的特点是精致或感情的克制，或是任何铜板雕刻的效果；它们更多是以富丽堂皇闻名，真实或虚假也好，真诚或夸张也罢。狄德罗认为：为了演唱他最优秀的曲目，如“苍白的火炬”或是“鞑靼人的上帝”，歌唱家必须有健康的肺，饱满的嗓音，以及宽广的音域。我也确信，今天最崇拜他的那些人，一定会同百科全书派一起，首先要求乐队、合唱队、演唱、表演，及音乐、戏剧，进行一次改革。
但是，对于另一场亟需的改革——台词的改革——来说，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今天，那些称赞拉莫的人还有勇气阅读他奋力为之配乐的诗作吗？他们是否熟悉琐罗亚斯德，即“占星术士的校长”呢？此人总是用颤音唱出歌曲的三连音：
“您爱我吧，永远爱我吧。爱情将射出她所有的箭。爱情将射出、将射出，爱情将射出、将射出、将射出，爱情将射出、将射出她所有的箭吗？”
应该如何评价达尔达诺斯浪漫的冒险经历和那些神话悲剧呢？利戈顿舞，快三步舞，铃鼓及苏格兰风笛非常恰当地活跃了这些作品。这些舞蹈和乐器在许多方面不但颇具魅力，而且验证了格利姆的话：
“法国歌剧是一种壮观的场面，其间人们所有的痛苦和欢乐都依赖于观赏他们身边的舞蹈。”
它们也证实了卢梭下面这段话的正确：
“导演芭蕾舞的方法很简单：如果一位王子很快乐，所有人就都分享他的快乐，于是大家一道起舞。如果王子不快乐，他身边的人就企图使他振作，他们还是跳舞。还有许多跳舞的场合，生命中最严肃的举动是由舞蹈伴随的。牧师在跳舞，士兵在跳舞，神灵在跳舞，魔鬼在跳舞；甚至于葬礼上也有舞蹈——事实上，舞蹈适合一切场合。”
这种荒谬的做法怎能获得人们的重视呢？还要加上一大群乏味的诗人的艺术风格，如佩尔格兰神父，奥特里奥，巴罗·德·索法，勒·克莱尔·德·拉·布律尔，卡乌萨，德·蒙多尔热，以及这群人中最出色的那位，让蒂尔一贝尔纳！
“歌剧中的人物从来不讲他们该讲的话。演员们通常说的是格言警句，一首接一首地唱牧歌。每个人都唱过两三首对唱曲后，一场戏也就结束了，而舞蹈又重新开始；如果再不结束的话，我们都会厌烦死了。”
伟大的作家和像百科全书派这样有艺术品味的人怎样才能帮助人们反抗这些诗人自大的愚蠢呢？事实上，这些歌剧的诗文是如此糟糕，以至最近在《西波莱特与阿里茜》的重演中，全剧场的观众都感到失望——天知道，在诗歌问题上，观众是不难取悦的。当那些歌词与音乐同样自然的小型意大利作品演出时，观众定会发出怎样欣慰的感叹声啊！
在《拉莫的侄儿》中，狄德罗这样写道：
“什么！他们打算让我们适应对不同情感的那些模仿，认为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欣赏口味留给轻箭、长矛、光荣、胜利、凯旋！让，看看他们都在追求什么！他们是否认为，在把我们的眼泪同一位哀悼儿子死去的母亲的眼泪混在一起之后，我们应该满足于他们编造的仙境，他们乏味的神话故事，以及他们那些令人作呕的牧歌呢？而这些牧歌同它们为之服务的艺术的贫乏一样，证明了诗人艺术品味的恶劣。我的回答是：这一切都无聊至极！”
人们或许会说，这些评论家同音乐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一名音乐家应该为他接受的台词负责。除非诗歌和戏剧改革已经完成，否则歌剧改革就不可能实现。为了完成这一改革，需要一位既懂音乐又懂诗歌的音乐家。拉莫不懂诗歌，所以他“模仿自然”的努力是徒劳的。怎样才能为低劣的诗歌配上动听的音乐呢？人们或许会用莫扎特的名剧《魔笛》作为例证，该剧即是围绕愚蠢的台词创作的。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惟一可行的就是遵循莫扎特的先例——忘记台词，在音乐幻想之中放纵自己。类似拉莫这样的音乐家以另外一种方式展开创作，假装对文字部分格外关注。他们的结果又如何呢？越是力图遵循原文，他们的音乐也就越与歌词相似；由于歌词很虚假，所以音乐也变得虚假了。因此，我们发现有些时候，当剧情适宜表达悲痛情感时，拉莫会写出华丽的音乐；而有些时候则是一些拖沓的场景，令人相当生厌（即使宣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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