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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和它进行竞争的周边生物--然而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是来自所有祖先的遗传（遗传是种不定因素），而任何祖先的类型又都由同等复杂的关系决定。所以，从原本极不相同的两种生物遗传下的后代，之后逐渐趋于类似，导致它们的整个体制几乎变得一致，这令人难以相信。如果这种事情曾经发生，那么完全没有遗传联系的同一类型就会在隔离较远的地层中重复出现，而衡量证据与这种说法是相反的。
沃森先生认为在自然选择的连续作用下，结合性状分歧，可以产生无数的物种的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大概有许多物种单在无机条件下，能够很快适应各种非常不同的热度与湿度等等。但我完全相信，更具重要性的是生物间的相互关系；有机的生活条件会随着各处物种的持续增加而愈加复杂。结果初看起来，由于构造的有利分歧量表面上是无限的，因此能够产生的物种数目也应当是无限的。甚至我们并不知道生物最繁盛的区域，是否已被物种的类型所充满；已具有惊人数量物种的好望角和澳洲，仍有很多欧洲植物归化。从地质学来看，贝类物种的数量在第三纪的早期，以及哺乳类的数量从同时代中期开始没有大量或根本没有增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抑制了物种数量的无限增加呢？每个地域所能维持的生物数量（并非物种的类型数量）必然是有限的，决定这种限制性的是该地的物理条件。因此，如果某区域内栖息着非常多的物种，则会减少每一个或几乎每一个物种的个体；如果出现敌害数量或季节性质的偶然变化，那么这种物种就极易灭绝。
此类情况下，灭绝过程是迅速的，但产生新种的过程永远是缓慢的。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极端情况，英国的物种与个体数量一样多，然而大量物种的灭绝常常是由于出现某个寒冷的冬季或极干燥的夏季。每个地方，倘若限制增加物种的数量，各个物种就会成为个体稀少的物种，并且我们知道在一定时期内，两个稀少物种很少能产生有利的变异；最终阻碍了新种类型的产生。近亲交配会促使较为稀少的物种濒临灭绝，很多研究者将这点作为立陶宛的野牛、苏格兰的赤鹿、挪威的熊等衰颓的原因。我认为其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一个优势物种，击败原地的很多竞争者，随而散布开去，许多其他物种的地位被它攫取。就像得康多尔曾经说过的，这些广为散布的物种通常还会散布得更广，最终，在某些地区就会取代当地的某些物种，促使它们灭绝，这样，世界范围内物种类型的异常增加就会受到抑制。胡克博士最近阐明，显然在澳洲的东南角有许多从不同地方入侵的侵略者，因而澳洲本地的土著物种大大减少。我还不敢说这些论点究竟有多大价值，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各地方它们一定有限制物种无限增加的趋势。
提要
无可非议的是：生物构造的每部分在变化的生活条件下基本上都会显示个体差异；生物是按几何比率增加的，在某一时期里，它们必定经常发生剧烈的生存斗争。由于所有生物互相之间及其与生活条件之间的极为复杂的关系，会引发它们在构造、体质及习性上的有利于它们的无限分歧，那么如果说从未发生过有益于某一生物本身繁荣的变异（就像许多曾经发生的有益于人类的那样的变异），将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假如确实发生过有益于任何生物的变异，那么在生活斗争中具备此等形状的所有个体必然会有保存自己的最好机会。根据确定的遗传原理，拥有同样性状的后代就会产生。这种保存原则，即最适者生存原则，就是我所说的“自然选择”。“自然选择”使生物在有机与无机的生活条件下获得改进；最终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会促进体制的进步。然而，如果低等且简单的类型，可以良好地适应它们较为简单的生活条件，也能保持长久不变。
自然选择可以以品质在相应龄期的遗传原则为依据，如改变成体一样容易地来改变卵、种子和幼体。性选择在许多动物中帮助一般选择，为最强健且最适应的雄体产生出最多的后代作保证。同时也可以使雄体获得有利性状，促使其与别的雄体进行斗争或对抗：这些性状会将一般的遗传形式传给雌雄两性或一性。
自然选择是否真的可以发挥上述的作用，从而使各种类生物类型与其某些条件和生活地点相适应呢？我们必须通过以下各章所举的事实来论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生物的灭绝是由自然选择所致，而且地质学也清楚地说明了绝灭有史以来巨大的作用。由于一个区域所能维持的生物是否繁盛取决于生物的构造、习性及体质的分歧状况，所以性状分歧的产生也是通过自然选择--我们只需考察任一处小范围的生物和异地归化的生物，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任何物种的后代在变异过程中以及在原物种不断增加个体数量而发生的斗争中，愈是分歧，在生活斗争中它们就愈有成功的良机。如此，就出现逐渐增大属于同一物种的不同变种的细微差异的趋势，直至增大为同属物种间的较大差异的存在、或进而增大为异属间的较大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纲中变异最大的物种是大属的那些普通、分散广且范围大的物种，而且它们倾向于将其在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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