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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鸿鹄之志，但却以失败告终，被迫逃亡日本。
后来康有为竟拥护张勋复辟，一时间梁启超与其分道扬镳，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一幕；再后来，袁世凯也打算复辟，并且花重金邀梁启超同路，梁启超断然不从，袁便派人迫害，无奈之下，梁启超只得再度逃亡。
几经波折，梁启超最初的政治信仰被惨不忍睹的现实粉碎殆尽。此后，对政界失望的梁启超在演讲、著述、书信中对此多有流露。比如在题为《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的演说中，梁启超就曾这样说：“我近来极厌恶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犀利的话语直指时政之弊。
几年后，在给孩子的书信中，他又说道：“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的确，当时的政治新贵们登上政治舞台三五月不足，就有不少已是腰缠万贯，政府所谓的廉洁已不堪一击，对此，梁启超认为女婿希哲在此时的政府底下做官员“真算得一种耻辱”。随后，他还担心孩子们想不开此事，于是特意嘱咐他们如果一时无法抽身出来，则需暂时忍耐。
正是这样的厌恶和不满，使得梁启超或多或少有了一丝“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无奈和辛酸，但是梁启超并没有因此而轻视自己肩上的担子，他的一腔热血是为了振兴国家和民族而上下求索。最终，他将精力转至教育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希望通过教育之路为国家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空谈教育的人很多，实践教育的人却屈指可数。梁启超虽然大谈教育，但并非纸上谈兵之辈，他把自己关于教育的理解、观念的转变和方式的革新全都用在了对自己孩子的培养上。梁家几个孩子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几乎都是由身为父亲的梁启超亲力亲为的。从课程的设置到内容的选取，梁启超都极为用心。以传统儒学为思想基石的“梁氏教育”，加入了西学的成分，开创了独特的教育模式。
关于幼儿时期的启蒙教育，梁启超曾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意思是说幼儿教育在人生中极为重要。在当时的封建伦理面前，每个准备长大成人的孩子都会在年幼时遭受极大的摧残，一个是女孩子的缠足，一个是男孩子的科举。只要经历过这两道“门”的人，最终都会变成封建礼教里“合格”的臣民。
然而，于国于民族而言，这却是极大的破坏。在梁启超著述的《论幼学》里，他对当时的教学方式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虽然四书五经里传递的道理为人间大道，但刚上私塾的孩子们年纪太小，这些道理对他们而言未免太过于高远，并不容易接受，即使勉强接受了也无可施之义。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文中列出了幼儿教育的多处弊端，比如“其课学童也，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由此可见，中国私塾里的先生们在教育孩子时并不看重知识的用途，而且只看重能否写出符合科举八股的文章来。也正因为如此，最终走进社会的所谓人才，“蓄积虽多，皆为弃材”，“专以记性强人者，其悟性亦必随之而减”。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看下来，当时幼儿教育的问题一目了然。
同样是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将他所知道的西方国家的教学优势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根据他的了解，西方国家的教学习惯是先教孩子们认字，再教孩子们领悟大道理；先教孩子们辨别常识，再进一步将他们往文史科学的方向引导。另外，西学注重悟性的培养，这点与中国的教育大为不同。他们对孩子的启蒙大多广而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有文史、哲学之类的内容，还包含了音乐、美术、体育等艺术及体能方面的教育，归纳起来就是“可以略识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迹，其学足以为仰事俯畜之用，稍加阅历，而即可以致富贵”，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则是“用力少而蓄德多，数岁之功而毕世受其用也”。
对教育颇有见解的梁启超对妇女是否受教育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女人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不能读书识字的问题不仅影响了女人自身的发展，对于全民教育的普及、素质的提高都是极大的障碍。在中国将近四亿的人口里，有接近一半是妇女，她们中大多数人肩负起教养孩子的责任。但可悲的是，她们中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寥寥无几，绝大部分人只懂得干活劳作，此种情况下想要寄希望于她们来开展得体的幼儿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孩子只能延迟接受教育，而且一接触就是私塾里的八股文。
相比之下，西方国家里超过半数的儿童早期教育都是由母亲来完成的，比起老师，身为母亲的她们更了解孩子的个性和喜好，更容易找到适合孩子们的教学方式，并将她们的学识最直接、最有效地传递给孩子们，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这一点十分重要。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梁启超从第一个孩子梁思顺的培养开始，便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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