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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学习、生活、事业和人生。在当时联系十分不方便的情况下，这些书信便是父亲和孩子们之间保持沟通的桥梁，犹如系在风筝上的丝线，即使孩子们飘得再高再远，家书都把他们连在父亲的心里，牵着他们之间无限的惦念。
梁启超的家书读起来十分有趣，正经起来能让读的人跟着紧张，玩笑起来能让看的人跟着欢愉，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撒娇依赖，时而针砭时弊，时而记挂万千，每一封家书都饱含着浓浓的爱意，而孩子们也在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和支持。
比方说当年思庄最初留学海外时，遇上了英文不及格的问题。对此，梁思庄正处年轻气盛之时，感觉十分不愉快，甚至有些气馁。梁启超一封书信劝导道：“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
当思顺和希哲生计前途堪忧时，梁启超一面动用自己的人脉和能力为他们找寻出路；另一方面还不忘鸿雁往来，安慰教导。梁启超告诉思顺，过分的着急是不对的，任何事情只要着急愁闷无济于事，便不值得再去为它耗费心神。这是梁启超开导苦闷中的思顺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他鼓励思顺，告诉她这种困境正好是她磨炼身心的好机会，虽然她从小跟着父母受了些苦，但是年纪太小全然不懂，如今的经历在人生当中并不容易遇到，思顺应该换个角度感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将其作为成长的好机会。
父亲的话让思顺得到了极大的宽慰，尤其是开导她将困难视为磨炼身心的好机会，更是给了思顺莫大的鼓励，让她重新鼓起了面对困境的勇气。
对于孩子们的婚姻，梁启超也是忙前忙后地操持着，尤其是思顺夫妇和思成夫妇这两对伉俪，都是梁启超倾力玉成的。对此，他像极了一个农夫，那份喜悦无异于忙碌了一年之后换来满满收获的心情。相对于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模式，梁启超为孩子们的婚姻开创了自己的模式。由他自己留心观察一个人，然后给孩子们相互介绍认识，接着便由着孩子们自己去接触和相处，最终的决定权也放在孩子们手上，这种糅合了中西方优点的婚恋模式是梁启超“理想的婚姻制度”。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方法的确让孩子们找到了志同道合同时也让长辈放心的对象。比如梁思顺和周希哲、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启超希望自己能把这样的模式推广到每个孩子身上，毕竟在他的意识里，这是父母对孩子最后的责任。但毕竟年事已高，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故而未能如愿，但是他身为父亲的责任意识却从未有一刻懈怠过。的确，父母对于儿女的责任无非是学习、立业、婚姻这几样。但是，梁启超却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去经营这些孩子们的未来，如此尽心尽力实属难得，也确为梁氏子女之福气。
梁启超注重孩子们求学进取的进展，但对身体健康更为关注。他经常写信询问道：“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后来思成身子稍有好转，他又再次去信嘱咐道：“思成体子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对于思顺，梁启超也同样叮嘱她要注意身体、刻苦用功之暇照顾好自己：“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显然，在孩子们面前，梁启超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很清晰，先是父亲——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而后才是导师——注重孩子学业成绩。
除此之外，梁启超家书的字里行间有时还会洋溢出家里温馨幸福的模样。比如他写信告诉思顺，虽然思成和思永在国耻日那天受了伤，但好了不少以后，他们的样子开始令人捧腹：“思永最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多么有趣的场景，父亲看到两个孩子玩耍的模样十分喜欢不算，竟还想到把它记录下来告诉给远在海外的女儿，实在是其乐融融。
还有一次思顺寄来了一封信，告诉父亲她无蔬菜可吃，不承想，竟被思达他们玩笑了一番，对此，梁启超不但不反感，还在信中说：“初次接到你信说没有蔬菜吃，他们曾每人画一幅——萝卜白菜之类，说送给你们到底寄去没有。”玩笑间趣味多多，一家人亲昵无间可见一斑。
有时梁启超还会在信里讲起笑话来，说是笑话但却是他日常生活的点滴志趣。那次，梁启超听人说附近约十里的地方有一处钓鱼之地甚好，于是回去讲给孩子们听，打算寻一日风和日丽，带孩子们一同去垂钓。孩子们听完便兴奋不已，第二天便嚷嚷着要去。但天色并不是很好，因此梁启超有些沉吟。不过见孩子们都一一预备齐全了，为了不扫孩子们的兴，便只好答应同去。不料，还没到目的地，天公不作美，开始下起小雨来，尽管他们硬着头皮喊出“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口号，但却没有因此而躲过倾盆大雨，“七个人在七个驴子上，连着七个驴夫，三七二十一件动物，都变成落汤鸡”。多么真切的生活，与孩子们之间的互动让梁启超的生活充满了乐趣。
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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