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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異端學術之差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専治也，如攻金攻木之攻。’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别爲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當盡心焉。若舎此而専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説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爲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閑者，防衛之意。距楊墨，距猶禦也。放淫辭，放驅而遠之也。邪説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寕，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臣按：孔子既没，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以司馬遷所記，自鄒衍、淳于髠、田駢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者，不可勝數。若申不害、商鞅輩，其害尤甚焉。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程頤嘗論之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夫爲我之疑於義，何也？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恤，故其迹似乎義。兼愛之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愛，墨翟於親踈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専於爲我則昧乎理‘理’，陳本空白，四庫本誤作‘本’。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夫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大抵正道異端相爲消長，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明，而姦言邪説得以誣罔民聽、塞絶正理。正理絶滅，不惟禽獸食人，人亦將相食，此孟子之所以懼而不容不辯也。閑者，防閑之義。距楊墨、放淫辭、闢邪説者，即所以閑先聖之道也。天下之治亂，其源實出於人心。邪説一溺於其心，則發於心而害於事，發於事而害於政，蓋必然之勢也。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一念差則一事壊，一目隳則大綱亦從而隳，此邪説所以不可不闢，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言既終，復謂能言距楊墨者，即聖人之徒。蓋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仲舒蓋借此而言，以明天下道術當統於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復進。邪辟‘辟’，原本作‘闢’，元代俗體字，徑改之，下同。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此武帝即位之初也，是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爲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爲縱横之學者也。鞅之相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而襲破其師。刀鋸斧鉞之刑横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其慘覈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舌捭闔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蠧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徼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游説之士若蒯通、朱建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晁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闇鬱不明，雖通逹之士不免没溺於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昌言排之，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詎不信然。惜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寘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横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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