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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说到尉眷血洗伊吾城,大肆掳掠后返回国内。这次大胜正值皇帝拓跋浚亲政、冯氏封后、确立皇太子之时,真真是四喜临门,拓跋浚自然心中高兴。老将军尉眷历仕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浚三代帝王,居功至伟,战功卓著,是时候让老将军离开那蛮荒苦寒之地,回国颐养天年了。
于是拓跋浚一纸诏书,征召尉眷返回首都平城,任命尉眷侍中、太尉,晋封渔阳王。因尉眷已经年老,拓跋浚还特赐老将军可以拄拐穿鞋上殿议事。放下政府给予尉眷各种荣华富贵不提,拓跋浚此时正在和他的智库们悄然调整着国家的战略。
上一章我们已经分析了北魏帝国由于过度扩张,深陷西域泥潭,而相比较西域这块骨头而言,江南才是一块不折不扣的肥肉,可惜江南地区无论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等方面都和北魏差异巨大,就像油和水不能相融,这就要求北魏帝国的统治阶层要把自身改造为“酒精”,这样才能把油和水融合在一起。于是北魏帝国在拓跋浚的领导下,国策很自然的从四处攻战向勤修内政、统一思想的方向转化。当然,从北魏帝国统治阶层角度讲,勤修内政的目的是让国家强大,国家强大的目的还是继续扩张!套用二战前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的语式,北魏帝国在拓跋浚时期的国策就是:惟欲征服西域,必先征服江南;如欲征服江南,必先勤修内政!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拓跋浚对于国家的改造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首先,解禁信仰,恢复民间礼佛。在战火纷飞,人命比狗命还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地上各族老百姓深受荼毒,精神上的极度压抑需要平复,需要宣泄,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印度的佛教适时地传到中国。
佛教宣扬“因果轮回”,教导人们:第一、认清自己现在所受之苦皆是前世报应;第二、要积德行善,为下世轮回积福。佛教的这种理念,从大众角度讲,可以大大缓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痛楚;从统治阶层讲,可以教化人们在当下行善,安心做顺民,从而稳定社会秩序。于是,无论在南朝还是北朝,信佛之人浩浩汤汤,大有替代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趋势。
但是,佛教信徒过多,则对国家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因为佛教徒不服兵役徭役,不向国家纳税。各级寺庙就像一个个人口黑洞,在宗教信仰的庇护下,一定程度上脱离国家统治。在战争频发年代,人口就是最大的战争资源,于是北魏帝国在世祖拓跋焘时期,就掀起一场“灭佛”运动,表象上看,是崔浩鼓动的教派之争(崔浩是道教徒,参见“星落平城”),其实是拓跋焘在和佛教界争夺人力资源,把还俗的教众驱赶到战场拼杀,或在农田中劳作。
而在高宗拓跋浚年代,由于国策的转变,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人口必然会大大增加,而战争对壮丁的需求又大大减少。此时,佛教对于平复社会心态,减少叛乱暴乱,稳定帝国统治的优越性就越发体现出来。
其实,北魏帝国早在拓跋焘“暴死”的452年就开始解禁佛教信仰,诏令各州郡县老百姓在集中居住的地方,允许建立一座寺庙。老百姓打算当和尚的,允许自由出家,大州可以有五十人,小州可以有四十人。于是,过去在拓跋焘时期摧毁的寺庙佛像大都修复。在拓跋浚亲政后,更是把尊佛礼佛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史载京师沙门师贤,本是西域一小国皇族,后来皈依佛门,成为大师级人物,并在凉州传教。北魏平定凉州后,师贤来到京城。后来“太武灭佛”,师贤以医生名义还俗,但内心信奉佛教不改。拓跋浚受感于师贤的智慧和忠诚,亲自为师贤剃发,封师贤为道人统,基本就是“国师”待遇。后来师贤去世,另一个大师昙曜接替他的位置,并改名为沙门统。昙曜的故事更加传奇,拓跋浚恢复礼佛的第二年,昙曜大师来到京城,正赶上皇帝出行,而拓跋浚的马匹居然上前衔住了站在路边的昙曜的衣服,于是昙曜大师和皇帝就在路边相见。当世人都说这是马匹认识善人的结果。
现在网上总是能看到许多大V们批判我们国家是多么不民主,和西方民主世界比就是一无是处。其实说到宗教信仰,我看我们和西方世界比恰恰反了过来:西方人信基督教,而基督耶稣是他们唯一的神,这在思想境界上面是不是也是“个神崇拜”,极度集权的意思呢?我们东方人信仰佛教,佛教讲究个人的自我修行,所谓一念成佛,只要有悟性,人人皆可成佛,这种崇尚个体,自我完善的思想体系不正是民主自由的体现吗?西方世界是肉体的“相对自由”加思维意识的“专制”,而中国则是肉体的“相对专制”加思维意识的“自由”;中西方这两种体系之间又怎能轻易判别优劣呢?
其实我想表达的观点是:任何制度,只要它的人民的平均幸福度很高,就是好的制度。请注意,这个“幸福度”是在那个制度内的人民自我感受到的“幸福度”,而不是那个制度外的人们所判定的他人的“幸福度”。“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从这个角度讲,朝鲜人民在金三胖的统治下,如果他们确实感觉“幸福”,朝鲜的现行制度就是好的制度。
同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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