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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可以让天下太平。”但是后来命运却和他预想的不同，未来的皇帝朱元璋让他当秘书（谘议参军）后，他就不幸生病死掉了。
王冕死是后来的事，这时还活蹦乱跳着呢。刘伯温和王冕神交已久，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听说王冕写诗厉害，早就想结识了，这次到绍兴，正好有了这个机会。其实，刘伯温和王冕两个人在人生理念上是有差别的，王冕不喜欢吃元朝的官饭，刘伯温则巴不得吃官饭，但在特定时期，刘伯温在公务员之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的时候，他也跟王冕一样有了当隐士的想法，这下两人距离就拉近了。而且两人还有些其他的相同点，比如都能画点小画、作点小诗。
交往起来以后，王冕的诗集出来后，请刘伯温作序，刘伯温欣然允诺，称王冕的诗质量不错，好好地夸了几句。后来刘伯温离开绍兴以后，王冕可能还去处州看望过刘伯温。
除了交朋结友，刘伯温干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写写诗、作作文。这两年的文学创作是刘伯温一生的巅峰时期。从刘伯温文集的情况来看，在绍兴的这几年，刘伯温参加过好几次文人雅士发起的聚会，比如“牡丹会”啊，“南镇之游”啊，“竹林宴集”啊，“郊外游”啊，日子表面上也还过得悠闲自在。
或许正是这种假象迷惑了后人，于是，刘伯温传记的作者在叙述刘伯温“羁管绍兴”的篇章时，毫无人性地用一句话作了概括：刘伯温每天都放浪山水，写诗作画，跟朋友喝酒谈天，好像他的心态调整得不错。其实这种铁石心肠的描述对刘伯温一点都不负责任。真实的情形是这样的：刘伯温强颜欢笑，每天都思考自己痛苦的人生。当他在跟朋友喝酒时，人人都见到他烂醉如泥，实际上他深邃的内心总无比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当他跟朋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时，其实他在思考国家的前途，最让他懊恼兼痛苦的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思考出结果。“韶华不我与，去若川水流”这种“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明显跃然纸上。
可是，刘伯温也明白，自己无论如何地忧心忡忡，如何地想要为国家出力，但现实却是，没有平台给他。如果没有戏台，自己又不能搭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心里唱戏。但心里唱戏，别人又看不到，所以唱了等于白唱。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刘伯温诗文自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叫《象棋的故事》，说的就是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由于一切自由被剥夺，所以就背诵一本象棋谱，结果出狱后，成了一名象棋高手。刘伯温后来被誉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和他在绍兴的三年时间里每天都写诗作文有着重要的关系。
孟子说过，对于君子而言，世界上就没有什么阻碍，万物皆备于我，一切看似阻碍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磨炼我，最后成全我。
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人都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人人都喜欢游乐场，不喜欢监狱。
在绍兴监狱的三年时间里，刘伯温也曾“出狱”过。当然，从心是人最大的监狱这一角度而言，刘伯温的出狱不是身体的出狱，而是心灵的出狱。
张士诚的革命路
刘伯温的“心灵出狱”发生在1354年阴历十月，原因是，那位因修黄河而引起红巾军革命的宰相脱脱在高邮（今江苏高邮）大败革命家张士诚。
张士诚出生于泰州白驹场（在今江苏大丰）。泰州扼着苏北咽喉地带，自古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盐业，是中国历代盐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元朝，泰州靠海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十六处盐场，张士诚的老家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泰州真富，但这不代表泰州所有的人都富，比如张士诚就没有钱。张士诚没有钱和他本人的能力无关，和社会有关。元末天下大乱，元朝政府要镇压，要挥霍，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钱，但是国库里的钱就那么多，撒光了之后还是得回到敛钱最根本的道路上来——税收。平时收三分的，现在收五分，增加税收，就相当于增加了国库收入，国家花起钱来也不至于捉襟见肘。于是，元朝政府开始大规模提高盐价，反正盐是生活必需品，价低有人买，价高也有人买，卖高点儿钱不就出来了嘛。像盐这种国家垄断的东西，价格不会是市场说了算的，关键还是看当官的嘴巴。有数据表明，从公元1276年到公元1315年，仅仅四十年间，盐价上涨了十六倍。
国家的盐买不起，那私盐贩子就有了想头，他们卖的盐肯定比国家卖的价格低，但是私盐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国家要保证财政收入，当然不允许你私自卖盐，那不是跟国家抢生意吗？毕竟中国汉武帝以来，盐铁一直是国家垄断经营产品。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坚持对匈奴长达三十几年的打击，其军资来源全部仰仗桑弘羊经营盐铁生意的收益。可见盐铁行当是一座几乎挖掘不尽的大金矿。为此，历代中央政府对盐贩子的惩罚都相当严格，还在唐朝时政府就规定，贩盐一石以上为死罪。元朝的惩罚措施也很厉害，先打七十板子，如果侥幸不死，再轰到人迹罕至的地区受刑，元王朝领土空前广阔，找个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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