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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色目人，必须要让他们不及格。
郑复初正要发雷霆之怒，大榜下来了，里面居然有他。他就忘了自己要发怒的事，转而写诗一百首颂扬元帝国的伟大。
兴奋劲儿还没过去，郑复初又听说了可靠的消息：中进士的汉人和南人即使是尧舜附体、杨二郎转世，也只能担任地方政府的二把手。
郑复初当时已没有了发火的动力，于是就被分配到一个偏远地区做州长的秘书。州长是蒙古人，瞧不起汉人，总找郑复初的茬，郑复初心想，如果再这样下去，非死在这里不可。于是辞职，跑到括城来，申请了份闲职。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下科举制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中央政府选拔官员的一个主要渠道。科举制诞生于中国隋王朝，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但最受考生青睐的是进士科，因为这一科虽然很难考，但一旦考上，前途就一片光明。科举制经过不断完善，到明清时，分为三个必备步骤，第一步是乡试，即考生在户籍所在地的省城进行的考试；第二步是会试，即乡试录取者到京城参加的由教育部主持的考试；第三步是殿试，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面试，按照从优到劣排名，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中取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其他人分列二三甲中。
不同朝代，科举考试内容也不同，唐代重诗词歌赋，宋代重填空和时政论文，虽然大体内容不出儒家经典，但没有哪个政府强行规定必须要用儒家的哪些课本。可元王朝恢复科举制后，考试科目竟然强行规定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参考书则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我们注意，有人咒骂明清两代的科举制把朱熹当成宝贝，实际上，是元王朝先把朱熹当成了宝贝。
朱熹是理学宗师，中国思想史中最有分量的理学在他手中定型，元政府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考生的唯一参考书，只能说明一点，理学在元代毫不保留地四射光芒了。
从这一点而言，郑复初能考中进士，就说明他对理学研究极深，不然他也不可能考上。刘伯温来向郑大师学习，主要还是学习理学。
理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大致了解一下：理学就是道学，在北宋的程颐手中吐蕊。当然，它也不是程颐的闭门造车，其实理学就是孔孟儒学的再发挥。理学家认为，宇宙中有一种无善无恶无所不能的“理”，他们称为“天理”。而人人都有欲望，这就是人欲，天理人欲不两立。必须要刻苦修炼去除人欲，回归天理，成为圣人。修炼的渠道就是儒家所标榜的道德，忠、孝、仁、义，每一个指标都要合格。想要每个指标都合格，必须要极端严肃地进行修炼，通过探索外面的万事万物，达到认识天理的境界。在探索万事万物时，必须要有恭敬的心态、一本正经的外貌。不能追赶跑跳蹦，不能大声喧哗，更不能嬉皮。不能心有邪念，每天要三省甚至是九省吾身，好的心思要保持，坏的就赶紧去掉。
看上去，如果真的这样尽心尽力，那么，理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就很容易实现。但遗憾的是，中国理学家那么多，做到这四项要求的一个都没有。
其实问题就出在理学家这里。大多数理学家只做两件事说一句话，两件事是：一、制作道德守则的脚本；二、让别人去演。一句话是：必须要是道德完人（修身），才能去建立事功（治国平天下）。
——注意理学家说的修身，不仅仅是思想道德，还有外表。北宋伟大人物王安石不修边幅，程颐就鄙视王安石：你连修身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变法。
一个人具备无懈可击的完美道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人生在世，肉体之身，为了生存，难免做几件有悖道德的事。王安石就对理学家们提出的种种高调的道德标准提出过讥讽，说他们那些道德要求是壁上行，根本无法实现。孔子就曾说过，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但理学家却说，一点小德都不能出入。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许多道德要求都是出口货，都是让别人来演的，自己只是个编剧或者是导演。
我们要了解一种学说，只需要看创建它的人就可以。程颐和他哥哥程颢曾去做客，主人用妓女招呼他们。程颐从始至终都正襟危坐，像块大理石。而他哥哥程颢却左搂右抱，卿卿我我。
程颐很不高兴，回家后，气咻咻地训老哥：“你这种行为真给读书人丢人！”
程颢打了个哈欠说：“我刚才是座中有妓女，心中也有妓女。现在，我离开了座，座中无妓女，我心中也没有了。你恰好相反，虽然你没有看妓女，但心中却有，只是假装正经，不敢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现在心中还有妓女。不然，你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我干什么？”
程颐瞠目结舌，赶紧跑回房间反省，结果发现他老哥说得真对。
程颐后来感叹说：“我们的道德要求定得太高啦，不符合人性。”可感叹完，他又给别人提要求去了，因为这些太高的道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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