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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方国珍活捉，后来又和王保保势不两立的孛罗帖木儿，1364年，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对元政府阳奉阴违；第二个则是王保保，这个人非比寻常。几年后，他让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寝食难安；第三个则是李思齐和张良弼，两人占据关中；最后一个，也是离朱元璋最近的敌人，就是张士诚。
据刘伯温看来，这四个敌人的前三个不足惧，至少在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威胁到朱元璋。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虽然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兵团，但军纪太差，打不了硬仗。王保保在河南，军纪严明，可士兵太少。至于李思齐和张良弼，更不足以忧虑，因为他们占据的关中严重缺粮，自保都成问题。
刘伯温最后说：“我们最大的敌人自然就是张士诚，这人要军队有军队，要粮食有粮食。想要消灭他，必须要审时度势，在最好的时机给他最致命的一击。”
朱元璋问：“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刘伯温朝天空望去，那时，应天城中阴雨绵绵，房檐挂着一道雨帘。刘伯温和朱元璋并肩站在檐下看雨。刘伯温没有给朱元璋答案，朱元璋也没有继续问。几年来，两人似乎已形成一种阴冷的默契，朱元璋知道，刘伯温该说的时候肯定会说，他不说的时候，证明时机还未成熟，所以，不必问。
几年后，刘伯温在朱元璋的许可下参与法律制定。他提出一个影响朱元璋多年的思维定势：执法要严，要灭绝人性的严厉。他说：“元王朝的覆灭就是太宽纵。所以，真正的法律应该是这样的：它一旦被制定出，如果不是在非常时刻，它就不该被变动。任何人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对法律顶礼膜拜，执法者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君王自己也没有资格修改、意淫法律。”
中国古代的这种法制精神并非刘伯温的启蒙。千百年来，中国一些拥有良知的执法者都在千方百计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是，当他们面对有实力的犯罪嫌疑人时，纵然口若悬河，也无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而中国古代，触犯法律、玷污法律的人有时候是皇帝本人，而有时候则是皇帝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些坐在尊贵位置上的人。其实也不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法律，而是他们下面那些狗仗人势的奴才。这些人不仅是皇帝的敌人，还是国家的敌人。
朱元璋曾问刘伯温：“我的敌人在哪里？”刘伯温告诉他：“人最大的敌人不在外而在内。”朱元璋当时并没有理解，直到1364年那个阴雨连绵的阴历四月，朱元璋才知道他的敌人在哪里。
功勋盖世的徐达是第一个被朱元璋叫来训话的人，因为他的那些家人仗着他的势力在应天城中为非作歹。他们根本不知道主人创建下这些功勋背后的艰辛，他们认为主人能有今天的辉煌，必须要惠泽于他们。所以，他们骄傲了，跋扈了，在菜市场买菜不给钱，出门乘坐超过规格的车队，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拳脚相加，搞得应天城乌烟瘴气。
朱元璋对徐达说：“你是跟着我一路披荆斩棘过来的，好不容易混到这个地步，不要被那些狗才毁了你。你要好好管束他们，否则，不但他们后悔，你也有后悔的一天。”
徐达听了这些话，惊出一身冷汗来。回到家中，官服都不脱，就把下人们集合起来训话，而且还杀了几只鸡儆猴。
刘伯温早就说过，帝国的敌人就是触犯法律的那些人。而敢于触犯法律的人必然是自以为有实力的人。这种人，一旦放纵之，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这种警告，对当时的朱元璋来说，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朱元璋不是哲学家，他理解不了深层的问题，他只是知道，他的敌人是那些有兵有地盘的军阀。他虽然经常和他的将军们谈到纪律问题，但只是例行发言。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把这样的敌人放在心上，直到他统一中国后，文武大臣们的放荡不羁才让他重拾刘伯温的警告。可惜，为时已晚，例行发言已无法解决问题，只能用屠刀。
刘伯温54岁那年在应天城。应天城阴雨连绵，三个月不见阳光，空气中飘荡着青灰色的雨丝，打湿了他的脸。他伸出手去，手很快湿了，他于是想到了法律之网，后来，又想到朱元璋的敌人。再后来，他站在雨中，进入与雨水合二为一的境界，什么都不想了。
刘伯温就在那魂魄最佳状态中站了好久，突然有人来拍他，他这才从梦幻中跳回了现实。看看雨，感觉大了，扭身回头时，他向南昌（1363年，朱元璋设洪都府为南昌府）看了一眼，心里暗叫一声，不好，南昌有变！
吴王，请速去南昌
1364年年末，刘伯温对朱元璋说：“注意南昌。”朱元璋一愣，说：“朱文正在南昌啊。”刘伯温又说了一句：“那就注意朱文正。”
在刘伯温说出那句话之前，朱元璋从来没有注意过朱文正，注意这个“注意”，在政治圈中，谁要是被“注意”上了，谁就要倒霉。朱元璋心中，朱文正是绝不会倒霉的。这位曾把陈友谅钉死在南昌城下达三个月之久的守城奇才是朱元璋心目中的一颗耀眼的恒星。不过对于那场“洪都保卫战”，很多人都高估了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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