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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出在一个叫张昶的人身上。张昶在1366年阴历五月的身份是朱元璋政府的副宰相（参知政事），三年前，张昶的身份是元政府的民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在那次招降朱元璋的计划中，张昶作为使节团团长被朱元璋扣留。朱元璋一边当着他的面杀掉他的同事，一边露出挤出来的微笑，劝他为自己效力。朱元璋说自己是天底下第一菩萨心肠的革命家，还说自己对张昶强大的执行力早有耳闻。
面对屠刀，张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委曲求全。在他投降朱元璋的三年时间里，他的确把朱元璋政府管理得井井有条，朱元璋政府的建置、制度大多数都是出自其手。张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执行力，没有一件事在他手里停过一天以上。朱元璋对张昶这几年来的表现很满意，渐渐地把他当成自己人。但张昶不是朱元璋的人，他始终心系元政府和他在北方的家人。
他在朱元璋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他的职业习惯，那张丑恶的嘴脸，不是他心目中的圣君，更不是他心目中的菩萨。他对朱元璋有刻骨铭心的憎恶，他对一切造反者都有憎恶。依他的看法，这些人毫无高尚的道德情操，造反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家致富，无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证明，造反者后来能得天下，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和时势造就的。假设没有刘福通的红巾军革命，宰相脱脱的治世能力会把元王朝从堕落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就是因为各地不断有人造反，宰相脱脱那些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治世措施无法施行，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张昶经常站在应天城的最高处，遥望北方，忽然就眼含热泪。当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战争开始后，张昶殚精竭虑地为朱元璋贡献心力，这倒不是因为他忠于朱元璋，而是他特别喜欢看狗咬狗，他希望两只造反狗两败俱伤。
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元璋声讨张士诚的檄文，可能就是出自张昶之手。按张士诚的话说，这篇檄文去掉第一、第四、第八条外，完全就是一篇声讨朱元璋的檄文。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张昶站在书桌前，摊开纸，不怀好意地奸笑着、快乐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朱元璋的罪行写到纸上，看上去，那就像是张士诚的罪行。他几乎没写成一条朱元璋的罪状，却像酷暑时吃了一块冰冻西瓜一样的身心舒畅。
按刘伯温那超人的聪慧，不可能发现不了檄文里的“指桑骂槐”，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张士诚和朱元璋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张昶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他的心思绝对逃不过阴谋高手朱元璋的眼睛。1367年阴历六月，张昶写信给朱元璋说：“现在天下几乎已定，作为君主，您应该是个神秘主义者，最好待在深宫里不要出来，及时行乐。使天下人摸不到您的心思，才能被人惧怕。”
朱元璋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想做赵高，把您想成了秦二世。”朱元璋就把张昶叫到面前，痛斥他。张昶见朱元璋不吃这套，就想出了另一套。他又写信给朱元璋，说：“元政府失于宽纵，所以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想要国家稳定，必须要用严刑峻法。”朱元璋又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说得有道理，但这个时候不适合严刑峻法，此时大业未成，严刑峻法会失民心。”
朱元璋动了杀机，说：“张昶这厮到底想要做什么？如果他的智慧仅限于此，我要他何用；如果他是故意的，我怎么敢用他！”
几天后，有人从张昶的枕下搜到了一封他写给元朝皇帝的信，信中回忆了他为元政府服务的那些年，又回忆了给朱元璋政府工作的这几年。信的最后说：“在元政府的那些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在朱元璋政府的这几年，简直如在地狱，度日如年。”
朱元璋得到这封不是写给自己的信后，暴跳如雷，下令逮捕张昶，张昶在狱中写了八个字：身在江南，心怀塞北。朱元璋说：“这小子心意已决，得到他的人却得不到他的心，留也无用。”
张昶于是殉国。张昶的殉国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人关注这件事，就如没有任何人关注小明王的死一样。
小明王之死
小明王韩林儿死于1366年阴历十二月，正是朱元璋对张士诚战争的第二阶段完成、正准备第三阶段时。
朱元璋发出那篇朦胧恍惚的讨张士诚檄文后，就开始进行灭张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攻击张士诚的湖州和杭州，剪除张士诚的羽翼。
1366年阴历八月，当刘伯温在寻找应天城新城基时，徐达兵团二十万人从应天出发奔赴太湖。为了迷惑张士诚，朱元璋宣称要进攻苏州，张士诚还未来得及分析朱元璋这句话的真假，徐达兵团已进入太湖，疯扫张士诚的据点和阻击军。当徐达兵团来到湖州城最后一个外围据点三里桥时，张士诚才发现朱元璋撒谎，急忙向湖州派出援军。
湖州守将张天骐是张士诚兵团中一员出色的战将，他始终相信一个观点：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所以当徐达在拔除了湖州城外最后一个据点三里桥时，张天骐大开城门，分三路迎击徐达兵团。徐达针锋相对，也分三路进攻。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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