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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对革命者没有忠告，有的只是痛心疾首和满腔的憎恶。而且他也断定，方国珍投降只是缓兵之计。果然，1350年年末，被元政府养了一年的红光满面的方国珍突然发动二次革命，攻击温州城，攻击未遂后，又跑进了茫茫大海。据后来官方报告指出，方国珍之所以发动二次革命，仅仅是因为当官后总受到元朝正式公务员的敲诈勒索与鄙视。我们从《水浒传》中就能得到这样的信息：方国珍这样半路出家的公务员虽然官职不错，待遇也不错，但在同僚眼中，他们永远都是贼，而且不能转正。因为他们是贼，所以在正式公务员的印象中，他们应该都很有钱。方国珍逼着元政府招安，是想敲诈别人，想不到被别人敲诈，心头一火，就又革命了。
不过据小道消息说，方国珍这种人根本就不是做官的料，他注定只能当贼。无论是哪种说法，总之，方国珍又乘船出海当起了革命家。两年的时间，方国珍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当他对温州发动决定性总攻时，人数已数万。
第二年正月，元王朝中央政府命江浙行省左丞相孛罗帖木儿担任剿匪司令，去征讨方国珍。孛罗帖木儿也是个旱鸭子，所以征集有海上作战经验的能人异士随军。
刘伯温当时想应聘，但被他的好朋友高则诚拦住了。高则诚的理由是：“论参谋，特别是在水里的参谋，我比你强。所以，我去，你准备好酒菜，我凯旋后，咱们喝点。”
刘伯温大吃一惊，因为高则诚只是读过几本兵书，而且，高则诚是去当参谋，刘伯温从来没听说过，参谋还有水陆之分。刘伯温大吃一惊的理由还有，高则诚向来对革命抱以同情态度，现在却要去打击革命，这是知行不一啊。
高则诚的解释是：“任何人谈革命都没有问题，但你不能打扰我的生活。你打扰了我的生活，我就反革命。”
刘伯温对这位好友短时间内的变化感到吃惊，不过他心里还是佩服高则诚的勇气，于是，写了《从军诗五首》为高则诚壮行，预祝他凯旋，当然更预祝的是，政府军能彻底剿灭方国珍，凯旋。
但刘伯温大失所望，1351年阴历六月，孛罗帖木儿和方国珍在松门附近的大闾洋短兵相接，结果，孛罗帖木儿的部队还未展开队形便不战而溃，孛罗帖木儿本人被活捉。高则诚在当时早已不知去向，据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拿出了无数战略，可孛罗帖木儿那个糨糊脑袋就是不听。
孛罗帖木儿被活捉后，方国珍故伎重演，跪在他面前，声泪俱下地描述自己生活的艰辛，并且说，政府只要给他个比从前大一点的官职做，他将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孛罗帖木儿被方国珍那副疾来的眼泪感动，同意方国珍的要求，回到杭州后，连夜写了方国珍二次重新做人的心愿，大都方面很快就给出指示：同意他重新做人，给他官职，大一点的。
如果说，元政府第一次和方国珍较量，是因为不熟悉海上战争而失败，情有可原，但第二次，却失败在陆地上，而且是不战而溃，这就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了。
这正是刘伯温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样，他没有怀疑到这是政治腐败的问题，而是认为问题完全出在军队和地方官身上。他在杭州的寓所中愁肠百结，一股“朽木不可雕”的愤慨从肺部向上走，在喉咙里驻足，刘伯温想破口大骂，但忍住了，所以，这股怒气再向上走，到了鼻子，刘伯温就冷哼，到了眼睛，刘伯温就两眼通红，最后到了脑子里，他提起笔来，写下来妇孺皆知的小品文《卖柑者言》。这是一篇痛批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武将如银样镴枪头一样，只是“金玉其外”而已。
我们有必要欣赏这篇文章，但由于它是杂文，而不是散文，所以，我们只需要欣赏它的白话翻译就可以了：
杭州有个卖水果的人，擅长贮藏柑橘，经过冬夏也不腐烂，拿出它们的时候还是光彩鲜明的样子，玉石一样的质地，金灿灿的颜色。放到市场上（卖），价格高出（普通柑橘）十倍，人们争相购买柑橘。
我买了一个，切开它，像有股烟直扑口鼻，看它的里面，干得像破烂的棉絮。我对此感到奇怪，问他说：“你卖给别人的柑橘，是将要用来装满在盛祭品的容器中，供奉神灵、招待宾客的吗？还是要炫耀它的外表用来迷惑傻瓜和瞎子的？做这种欺骗的事，实在太过分了！”
卖柑橘的人笑着说：“我从事这个行业已有好多年了。我依靠这个用来养活自己。我卖它，别人买它，不曾有人说过什么的，却唯独不能满足您的要求吗？世上做欺诈之事的人不少，难道只有我一个吗？你没有好好地思考。现在那些佩戴虎形兵符、坐在将军座席上的人，威武的样子，好像是扞卫国家的将才，他们果真能拥有孙武、吴起的谋略吗？那些戴着高帽子、拖着长长带子的人，气宇轩昂的样子像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们果真能够建立伊尹、皋陶的业绩吗？偷盗四起却不懂得抵御，百姓困顿却不懂得救助，官吏狡诈却不懂得禁止，法度败坏却不懂得治理，白白地浪费国家粮食却不懂得羞耻。看看那些坐在高堂上、骑着大马、喝着美酒、吃着美食的人，谁不是高大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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