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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刘伯温被调到江西南昌，上任的路上，忽然迷路，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走到曾义山家了。曾义山的家人就把书给了他，刘伯温认为这是天意，翻了翻《六壬银河棹》，说：“这真是本好书，但我有公务在身，不能专心研习。”
曾义山的儿子说：“父亲还说了，一年之后，您就有时间研习了。”
刘伯温惊了一下，认为这并非好兆头。如果有时间研习，不就证明他可能无时间做官了吗？
他的预料非常准确。到南昌工作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和同僚的意见永远不能一致。一目了然的邪恶，却被同僚们左说右说，于是成了正义。尤其是他的上司，不许他有任何意见，只希望他是一台录音机。
刘伯温站在南昌城门上，向下望去，什么都望不见。他说：“我必须要离开，不然，我就是在活埋自己。”站在他身边的他唯一的朋友钱士能说：“你说得对，我也有如此想法。”
钱士能在“进退”上的反应非常快。一有想法，立即付诸行动。说完这话的第二天，钱士能就离开了南昌。但刘伯温没有这样迅疾的反应，有责任心的人在绝望的路上走得都很慢，因为他们希望有回转的余地。但又等了一段时间后，刘伯温长叹一声，说：“我真该走了。”
于是，刘伯温离开了工作五年的江西，回到了老家。
立点言吧
刘伯温离开他工作五年的江西时，正是天高云淡的秋天。但他掐指一算，念念有词后，睁眼再看天空，就发现数道狼烟直冲云霄。那是五花八门的造反者正在全国各地实现他们发家致富的理想。
刘伯温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不过站在南昌城外，回首南昌城，还是流下几滴眼泪来。这和一千多年前荆轲在风萧萧兮的易水边大有不同。荆轲阁下离开易水，是奔往目的地，心中有理想；而刘伯温离开却如浮萍败叶，心中无根脚，不知下一站将是何方。
鬼使神差的，刘伯温绕道去了江西和福建交界处的武夷山。在武夷山上，刘伯温只留下了几句空洞无味的诗歌。走到鹅湖时，想到南宋两位理学宗师朱熹和陆九渊曾在此讨论过理学真谛，又想想自己的理学造诣，不禁惭愧。他在回老家的路上发誓说：“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儒家的祖师爷们早就给门徒们立下严谨而崇高的追求标准，那就是三不朽。所谓三不朽依次是：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精英们指出，“三不朽”的主旨是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尽的历史中去。当一个人确立起崇高的道德，建立了世无其匹的功业，留下内容与形式绝伦的言论与文字，德、行、言影响时人和后人深远悠长，这个人就会经久而名不失，有如万有引力，永恒而在。真能达到三不朽，那就是如理学宗师张载所叫嚣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刘伯温当然有这样的追求，但和很多读书人一样，这是个艰难的过程。自孔孟之后，中国历史上被认可的“三不朽”人物只有两个半：两个是王阳明与曾国藩，半个是诸葛亮。
我们注意一点，刘伯温这年恰好三十岁，正是孔夫子说的三十而立志向的年纪。刘伯温的志向很灵动，没有按部就班，因为他是先立言，再想办法立德，然后立功。
儒家门徒说，立德立功立言，应该是有顺序的。个人道德无懈可击后才能立下盖世功勋，只有立下盖世功勋后，你才有资格立下言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言”才能被别人认可。不过，这明显是儒家门徒抽了自己的嘴巴，他们说孔子是三不朽人物，可孔子恐怕只立了个德。你非要说孔子诛杀文化名人少正卯是立功，那也没有办法。但孔子没立什么言，他曾亲口承认，自己是只叙述别人的正确言论而不原创（述而不作）。
刘伯温很显然意识到这点，所以他说：“我原创几本书吧，算是个立言。”所谓立言，无非是提出点儿自己的主张不人云亦云罢了。
最先被立的言是他在军事方面的思想。当初，他在石门书院读书时，就苦思过军事战略问题。但自那之后，一直没有用武之地。既然不能在战场上发挥才智，那就在纸上发挥吧。
于是，《百战奇略》出炉，在这本书中，作者把如何打赢一场战役做了充分的发挥。从作战来看，世界上的交战双方没有实力优劣之分，只有谋略之好坏。仅以众寡来说，你人多，对方人少时，尽量要在开阔之地与对方决战。人多力量大，但也不好管理，所以军事统帅一定要有“进止”的本事。所谓“进止”，就是攻击时有速度有激情，撤退时要有秩序。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前秦失败的原因就是不能把握好“进止”，前秦几十万人向后一退，刹不住了。春秋的晋文公与楚国精锐兵团打架，晋文公一直喊叫着“退避三舍”，楚国一直追击，但就是找不到机会发动决定性攻击，就是因为晋文公的兵团在后退时“井然有序”，简直就是步步为营。《百战奇略》里还说，你人少，对方人多的时候，你就该把对方引到场地不开阔的地方，让他的人数发挥不出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主客场作战的论述中，作者指出，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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