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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刘伯温都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李善长在角色转换上没有成功。朱元璋在打天下时，李善长敢于任事、当机独断，这是创业时期作为宰相最大的优点。可在建国后，他仍然如此行事，就不免给人以“独断专行”的感觉。这是任何一个有独立意志的皇帝都不能容忍的。
刘伯温很感觉到，朱元璋对李善长已不能容忍，但朱元璋必须还要忍，因为在他心目中，此时还没有可以完全替代李善长的人。多日以来，他在心里确定了三个人选。现在，他把这三个人一一列举给刘伯温。这是朱元璋的一箭双雕之计，第一，想听听刘伯温这位导师对三个人的看法；第二，只有朱元璋自己知道。
朱元璋的第一个人选就是特务出身的杨宪。刘伯温反对，理由是：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但没有当丞相的器量，当丞相应该像水一样的清澈，做事要以义理权衡，不能掺杂个人的好恶和恩怨，杨宪不是这样的人。
朱元璋“哦”了一声，突然转换话题，问刘伯温：“我听说你和杨宪的关系不错，在朝中，你最好的朋友就是杨宪。按世俗的话来讲，人应该为朋友两肋插刀、说好话才对。”
刘伯温和杨宪的关系的确不错。刘伯温看中的是杨宪处理事务和搜集情报的热情，还有杨宪那分析和总结的超人的能力，这是杨宪多年来从事特务工作锻炼出来的。刘伯温认为，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趋于理性，像是搞科学研究，不会有情绪的掺杂，所以和这样的人交往，就如清水一样，是君子之交。杨宪所以和刘伯温很要好，是因为刘伯温当时是朱元璋的导师，刘伯温一句话就胜过他杨宪谄媚朱元璋一年。当然，杨宪对刘伯温是深深敬佩的，刘伯温的学识和他那未卜先知的本领，都让杨宪为之深深敬服。
1368年阴历八月，刘伯温离开南京回青田县时，为刘伯温送行的寥寥可数的几人中就有杨宪，杨宪对刘伯温的离开深表遗憾。在当时的朝堂上，很多人都认为刘伯温是浙东派的首领，而杨宪虽然是太原人，但由于和刘伯温关系很好，而被别人划进了这个派。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浙东派一说，这是后人胡编出来的。按这种胡编的思路，就有下面的故事：刘伯温临走前嘱咐杨宪，千万要守护好咱们浙东派的大旗，尽量在朱元璋那孙子面前说我的好话，我才有可能搞个“王者归来”的大戏。
杨宪心领神会，只要一有机会见到朱元璋，就明里暗里地陈说刘伯温超人的能力和无人可比的忠心。按这种故事的脉动，刘伯温被朱元璋请回其实是杨宪的功劳。
但这不符合事实，刘伯温被朱元璋请回，就是因为朱元璋遇到了李善长这个大难题，他希望刘伯温能为他解开这个难题，但现在，他又给刘伯温出了个难题，那就是，你刘伯温和杨宪的关系非常好，为什么不推荐他当宰相？
刘伯温轻易地解答了这个难题：“杨宪是个好人，但因为多年在特务部门工作，所以有了职业习惯。他对任何人都怀疑，也就是说，特务和警察的人生观是‘人性本恶’的，人生观首先就是错的，所以他不可能做到不掺杂个人的好恶和恩怨。”
刘伯温又说：“外面风传我和杨宪的关系好，即使真有，那也是我们个人之间的感情。现在您问我的问题，可是关系帝国命脉的事，我不能把私人感情掺杂到国家事务中来，这是很不负责的。”
朱元璋对这样的解答很满意，于是就说出了他心目中的第二个人选：“汪广洋如何？”
汪广洋是高邮人，平生有两种能力傲视天下，一是书法，二是智谋。1355年跟随朱元璋，屡出奇策，在刘伯温没来之前，他是朱元璋的顶级军事家之一。朱元璋曾说：“汪广洋就是我的张良，我的诸葛亮。”据说朱升提的“高筑墙广积粮”战略其实是汪广洋的思路。《明史》对这个人的评价是：在内，严于律己；在外，宽以待人。
刘伯温对他的评价却相当低：“把十个汪广洋捆一块儿都不如一个杨宪。”
朱元璋着实吃了一大惊，他脱口而出：“您对汪广洋会有如此看法？”
刘伯温说：“皇上您问我，我是照实说。”
朱元璋转动眼珠，突然想到，汪广洋以智谋着称，刘伯温也以智谋为傲，这可能是同行是冤家的心理在搞鬼。但他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他又提到了第三个人：“胡惟庸如何？”
按照唐人的思路，胡惟庸是最合适做宰相的人。因为唐人说，宰相必出乎州部，将军必起于行伍。也就是说，无论是宰相还是大将军，都应该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作为朱元璋的老乡，胡惟庸在1367年之前是混得最差的。他投奔朱元璋后，只是做了一年的朱元璋秘书，然后就被打发到了地方上。他做过县长秘书、县长、市长助理，在1367年才正式进入中央当了个掌管礼仪和祭祀的太常卿。朱元璋看上胡惟庸，就是因为胡惟庸在地方上多年，熟悉他的帝国基层，所以每每能提出操作性极强的建议。
但刘伯温把胡惟庸批得体无完肤：“胡惟庸绝对不行。宰相就是车夫，胡惟庸非但驾不好，恐怕还连辕木都会被他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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