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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派（Monophysitism）却不同意。他们认为，既然是本性，那就只能有一种。基督虽然是人，但他的人性已经完全地融入了神性。因此从本质上说，基督只有一个本性，这就是神性。只有人性或兼有二性的说法是不通的。
这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一个基督，各自表述”。反正大家都是基督徒，也都是罗马人。爱国不分先后，信教不分派别，岂不天下太平？
可惜都不干。
不干也有道理。作为主教和神学家，当然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占上风。作为帝国，既然为了统一臣民的思想而选择了基督教，又岂能容忍他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罗马皇帝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他们也管了。只不过，君士坦丁的做法比较粗鲁和野蛮。他在主教会议上强迫阿里乌派接受正统观念，否则就逮捕法办。希拉克略则想两面讨好。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基督虽然有人和神两种本性，却只有一个意志，这就叫“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
那么，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争论的双方都对这种说法不满，以至于希拉克略派到亚历山大城的新主教也不得不动粗。血腥的镇压当然不可能换来衷心的拥护。到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执政的时代，更加无法遏制的冲突和悲剧终于酿成。
流放教皇
君士坦斯比希拉克略更难。
新皇帝是在文成公主进藏那年（公元641年，大唐贞观十五年）开始执政的。这时，帝国的领土早在阿拉伯人的铁蹄下一片片沦丧。从波斯人那里收复失地仅仅六年，忠于安拉的穆斯林军队就杀声震天地冲了过来。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相继沦陷，被俘的帝国长官甚至还被缝进了死骆驼中。
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是下一章要讲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没有让人左右为难的基督。作为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明确宣称先知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唯一的神是安拉，穆罕默德只是安拉的使者。因此，穆斯林并不会去争论先知究竟有两种本性还是只有一种。也因此，他们可以一心一意秉承安拉的意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希拉克略却只能徒呼奈何地听任教士们唇枪舌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次第沦入敌手。他去世后九个月，亚历山大城也向穆斯林军队举起了降旗。那可是拜占庭最富庶的商业中心，希腊文化的重镇和基督教世界的首府啊！
帝国到了这步田地，教士们却还在那里不识大体地喋喋不休，这实在让皇帝陛下寒心和恼怒。公元648年，已经即位七年的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禁止再讨论基督的本性和意志问题，违者将受到体罚、监禁甚至流放。
君士坦斯的这一决定多半是想釜底抽薪，没想到实际效果却是火上浇油。诏令发布第二年，罗马教省和西部地区就反了，而且带头人就是教皇马丁一世（Martin Ⅰ）。
这当然很严重。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有着严密组织机构的。他们的教务行政区叫教区，大的教区叫教省。教区的主管叫主教，教省的叫大主教，首都或大都会的叫都主教，最高级别的叫宗主教（Patriarch，东正教称为牧首）。所谓教皇，其实就是罗马城主教、罗马教省都主教和西部地区宗主教。
罗马主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主教，却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us Ⅲ）的一纸文书而得以自封为教会最高首脑，以后又被西方教会逐渐接受为普世最高主教，因此称为Papa（父亲），汉译教皇。[2]
不过，当时的罗马教皇虽然由选举产生，依照惯例却仍然需要罗马皇帝认可，哪怕这罗马其实是拜占庭。然而在公元649年，也就是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的第二年，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公然罔顾东罗马皇帝的权威，自说自话地就让马丁接手了去世教皇的职务，并开始行使职权。
马丁也当仁不让，三个月后便召开了主教会议。105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和非洲的主教齐聚一堂，共同声讨并谴责一性派和一志论。马丁让人把会议情形画成了壁画，还给君士坦斯写了一封公开信。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将决议呈送皇帝陛下御览，并同时将其副本传遍全国。
显然，这无异于挑衅，甚至摊牌。
这时的君士坦斯还不到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因此尽管马丁在信中表达了对帝国元首的忠诚，年轻的陛下仍然怒不可遏。在经历了一系列噩梦般的折腾后，躺在病床上的教皇还是被蛮不讲理的武夫们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并在单独监禁三个月后被送上了帝国法庭的被告席。
罪名却是叛国。
教皇坦然地面对审判。他甚至建议证人们在出庭时不必宣誓说真话，这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他也赞扬了操办此事的人。他们是那样地敬业和专业，以至于每个程序都中规中矩，显然经过了认真和有效的排练。
走完法定程序之后，教皇被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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