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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在整个十八世纪与在十七世纪一样，是个音乐的国度。她的音乐家在欧洲享有可以与法国作家和哲学家相媲美的优越性。意大利是一个歌唱家，器乐家，乐器演奏大师，作曲家和歌剧作者的大市场。她数以百计地向英国、德国和西班牙输出这些人才。而本国也消耗了数量庞大的音乐人才，因为她对音乐的胃口是无法满足的，总是要求再多一些。最着名的德国音乐大师——亨德尔、哈塞、格鲁克、莫扎特——来到意大利拜师学艺；有些人离开时成为比意大利人更加不含煳的意大利人。英国的音乐狂们涌入意大利；他们从一个城市游荡到另一个城市，追随歌唱家和歌剧团，在那不勒斯度过狂欢节，在罗马度过复活节前周，在威尼斯度过耶稣升天节，夏天在帕多亚和维辛查，秋天在米兰，冬天在佛罗伦萨；他们成年累月做同样的旅行而从不感到厌倦。但是他们实在无需为听意大利歌剧而如此麻烦，因为在伦敦他们就拥有了意大利。英国从该世纪初就如此彻底地被意大利的品味征服了，以至历史学家伯尼（*urney）做了下述怪异的评论——从他口中说出就成了对他自己国家的赞美：
“没有到过意大利的年轻的英国作曲家无意间陷入英国风格的频率要比曾在意大利住过几年的年轻的法国作曲家陷入法国风格的频率要低。”
换句话说，他祝贺英国音乐家比法国人更成功地使自己非民族化，这是因为那些优秀的意大利剧团，那时在伦敦演出歌剧和喜歌剧，由像亨德尔、博农奇尼（*uononcini）、波波拉（Porpora）和加鲁皮（Galuppi）这样的大师指导。出于他对意大利的迷恋，伯尼总结出“因而英国是一所比法国更适合造就年青作曲家的学校。”
伯尼并未意识到这一评语有些奉承法国，实际上，法国是对意大利的影响进行顽固抵抗的国家之一。这种影响全力逼进巴黎社会和巴黎艺术家；意大利主义得到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狄德罗、格里姆（Grimm）尤其是卢梭的有力支持，促使音乐界爆发了一场正面的战争，并且最终取得部分胜利；因为在该世纪的下半叶，可以说法国音乐成为一头猎物，像一块被占领的土地那样，被三位伟大的外国艺术家分割开来：意大利人皮西尼（Piccinni）；意大利式德国人格鲁克；以及意大利式比利时人格雷特里（Grétry）。
其他国家在屈服之前没有坚持这么久。单就音乐而论，从1703年在西班牙成立意大利歌剧团开始，尤其是1737年着名的演唱大师法里奈利到达该国（他用歌声平息菲利浦五世的精神错乱，因此在菲利浦五世期间独揽音乐大权）后，西班牙就成了意大利的殖民地。最出色的西班牙音乐家换上了意大利人的名字，成为罗马的圣咏队指挥，如泰拉德拉斯（Terradellas）；或是成为那不勒斯音乐学院的教授，如阿弗萨（Avossa）；最后，他们把意大利主义带进其他欧洲国家，如马尔蒂尼·索勒（Martíny Soler）。
甚至欧洲北部国家也受到意大利入侵的影响；在俄国，我们发现如鲁皮、萨尔蒂（Sarti）、帕伊谢洛（Paisiello）、奇马罗萨（Cimarosa）确立自己的地位，创建学校、音乐学院和歌剧院。
这样一个艺术辐射到全欧洲的国家被欧洲人视为音乐的圣地是很容易理解的。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是各国音乐家的朝圣地。许多人在游记里记录下了他们的感受：署名的有孟德斯鸠、议长查尔斯·德·布西罗斯、皮埃尔—让格罗斯雷·德·特鲁瓦衣；还有科学家拉郎德、歌德、西班牙诗人唐·来昂德罗·德·摩拉丁等等。此类人物的游记里面有很多妙趣横生又深刻细致的观察。其中最令人好奇的或许是英国人查尔斯·伯尼的作品，他凭借持久的耐心乘小马车穿行欧洲，为他的巨作《音乐史》收集必要的素材。尽管他的艺术品味是明显的意大利式的，但他却诚实而公正。他很幸运，与他那个时代主要的音乐家有私人交情：在意大利，他同约莫利、加鲁皮、皮西尼、马尔蒂尼神父及萨马蒂尼有交情；在德国，他认识格鲁克、哈塞、基恩伯格（Kirn*erger）及K. P. E. 巴赫；在法国，他认识格雷特里、卢梭及当时的哲学家。他为这些人作的一些描绘是他们现存的最形象生动的写照。
接下去，让我们追循一下十八世纪中叶到意大利朝圣的伯尼和其他声名显赫的旅行者的足迹。
几乎刚一进入意大利，他们就被淹没了整个国家的音乐激情控制住了。平民中的这种激情与上层社会中的激情一样炽热。
“小提琴、乐器演奏大师和歌声使我们在街上驻足”，高叶尔修道院长于1763年写到。“在公共场所可以听到鞋匠、铁匠、细木工匠演唱分几个声部的咏叹调，其准确性和品味应归功于本性及长期聆听演奏家演奏的习惯。”
在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商人与工匠在礼拜日和节庆日联合组成各种各样的圣歌演唱协会。他们常常一起在乡间漫步，分三声部演唱歌曲。
在威尼斯，“如果两个人一起挽臂同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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