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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见到凤杰，便获得快乐。甚至在与朋友的闲聊中提及凤杰，顿然都会在心里潮起愉悦。未必完全是结识的久远或友情的深浅，尽管有30多年交往的时间了；未必完全是因为记忆里几乎搜寻不出稍微别扭的一件事，因为这种淡如清茶的友情也不只凤杰一人；我便归结为凤杰的性格，一个快乐的人，他带给我的是快乐，他留给我的全部记忆都泛着愉悦。
凤杰约我为谭旭东写他的儿童文学研究专着作序。我在阅读《当代儿童文学的重镇——李凤杰创作论》书稿的过程中，在那些令人眼睛发亮心里也随之波动的字行里，时不时浮出凤杰睿智清明的眼睛和快乐的脸色，泛起30余年来没有剪辑梳理的原生形态的生活片断：在太白县城郊田坎上的漫天闲谈，记不清多少回听他讲述民间笑话笑倒一片的场面，宝鸡街头小餐馆享受羊肉泡馍的纯香，以浓重的西岐口语在各种主题的集会上做坦白率真的讲演，等等。然而，记忆里最深刻最清晰的还是第一次，在他的故乡岐山县文化馆我对他的夜访。
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随西安郊区卫生局组织的一个参观团体，到岐山县参观学习改灶洁水”工作的先进经验，住在县政府招待所里。岐山是历史名地。周人入主关中前，在这里完成了重要过渡。诸葛亮在这里演绎了半个《三国》。凤鸣岐山让一代一代的子孙享受着诗性神话的美好向往。然而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不说乡村如何凋敝农民如何贫穷，单是吃水也是靠天。乡民在自家庭院里挖出一个极像漏斗的地窖，把天上降到地下的雨水收集到窖中，再吊上来食用。我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传说中的水窖时，才感觉到生在灞河边上的我的幸运。那天晚上，回到招待所，停着电，百无聊赖，我便贸然找到文化馆里去，拜访已经有点名气的李凤杰。因为天太黑，看不出文化馆的格局，却较为顺利地找到凤杰的房子。进门旁的窗户下安一张带抽屉的办公桌，另一边靠墙有一个简易脸盆架子，后墙下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的床单是农家织布机织出来的产品，隐隐可以看见细密的花格儿。这种摆设毫无新奇或陌生，我在公社的办公室也是这种格局，北方地区的县和公社（乡镇）干部的房子，大都如此。那时候的干部，只有周六下午才放假回家，周日晚上必须回到机关，宿舍和办公室就兼容并蓄了。房子里点着灯，同样是电力严重不足，吊着灯泡却总是派不上用场，他点的是蜡烛还是煤油灯已经无记，尽管昏暗却不妨碍两位做着文学梦的青年奢谈文学，也不妨碍我如此近距离地欣赏那张英俊的脸。
这确实是一张可以用英俊来概括的未来作家的脸。浓重的眉毛，恰到好处的双眼皮，大而发亮的眼睛，充溢着聪慧敏锐的光波；鼻子直而不勾，也是恰到好处配置和谐；整个脸形和器官组合，几乎看不到任何缺点，有棱有角，疏朗协调，突显出英气却不见粗俗，洋溢着秀气却决非生活或舞台小生的*油味儿。我很难想象，一个既无泉水也打不出井水只能窖藏雨水的旱原乡村里，竟有如此英俊的青年从农家土炕柴门里走出来，而且正在敲击文学圣殿的大门。他那时候调到文化馆不久，那是因为他在文革”前就已经发表作品，在一个县造成空前的影响的结果，与人情后门无任何干系。那个时候能在省级报刊发几篇文学作品的人，在一个县是了不得的惊动四方的荣耀事。我们谈着文学创作，他又介绍了另一位作者徐岳。徐岳后来成为《延河》主编和省作协专业作家。凤杰矢口不提他曾经经历的政治造成的灾难。我在多年以后才知道，因为发表过几篇习作，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右派”。他到文化馆来是平反以后的事。在后来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才了解到他苦难的童年和政治运动中的几经挫折，更多的却是从他的作品里感知。一个能够连续承受生活灾难，尤其是能承受极左”的政治灾难而站立不倒的人，精神是强大的，既不会轻易改换自己的事业追求，也很难在变换着色彩的生活流里随波逐流，更难改易自己的精神旗帜和道德旗帜。凤杰向我如镜般鉴示着这个人生坐标。现在，偶尔小聚，望着那张英俊的脸依然不失棱角，也依然透着俊气，然而，业已花白的头发毕竟显示着岁月的无情。从发轫之作《铁道小卫士》到《针眼里逃出的生命》，再到《还你一片蓝天》，这些标志着凤杰艺术探索历程中具有阶段性重大突破意义的作品，不仅刚一问世便在文学界产生广泛热烈的反响，而且在无以数计的少年乃至成人读者群里引发真诚的唿应和共鸣。客观的事实是，这些作品以独特的体验所展示的生命内涵和艺术风貌，卓尔不群地独立于儿童文学领域，作家李凤杰也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大家。作为一个从古老周原干旱贫瘠的乡村走出来的作家，起码可以告慰在文化馆夜访时那颗高涨着创造欲望的心灵了。我曾经在感动王蓬的创作环境时说过，天才诞生在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凤杰同样让我发生这样的感慨和认知，喝着蜂蜜水嚼着面包可能成就天才，喝着窖水熬煮着玉米糁子稀饭的乡村孩子李凤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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