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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句话是朱先生在白鹿书院里说的。鹿兆鹏在他老师朱先生的书院里养伤，伤养好了，要走的时候，他有点调侃和试探他老师，因为当时的政局很复杂，他老师能把他保护下来养伤也是要冒风险的。鹿兆鹏在和朱先生闲聊时，问朱先生对国民党革命和共产党革命怎么看，朱先生就说了一句话：我看国民党革命是‘天下为公’，共产党革命是‘天下为共’，这个公和共没有本质区别啊，合起来就是天下为公共嘛。（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的话，是国民革命的宗旨和核心）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打得不可开交？”朱先生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人，他不介入党派斗争，也未必了解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他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的，说这样的话是切合他的性格的。那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朱先生说完之后，兆鹏没有说话，这个没有说话的潜台词就是不同意他老师的观点，但也不便于反驳，因为毕竟是他很尊敬的老师，但是也不是默许和认同的意思。后来我就接受意见修改这两个细节。
记者院修订本还没有出版就拿了奖袁当时媒介对此有很多指责袁说这是文学腐败袁还说你为拿奖而妥协遥
陈忠实：当时已经确定了获奖，投票已经结束了，当时这个负责人是商量的口吻，说你愿意修改就修改，我给你传达一下评委的意见，如果你不同意修改也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表示，我可以修改这两个小细节，只要不是大的修改，这两个细节我可以调整一下。后来调整的结果是这两句话都仍然保存，在朱先生关于国共的议论之后，原来的细节是兆鹏没有说话，后来我让兆鹏说了几句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也不是很激烈的话。
我之所以愿意修改，是因为我能够理解评委会的担心。哪怕我只改了一句话，他们对上面也好交代，其实上面最后也未必看了这个所谓的修订本。
记者院11年前袁你对我说叶白鹿原曳是一部可以野垫在脑袋底下进棺材冶的书遥现在你还这样认为吗钥
陈忠实：大概是1988年，我到长安县查县志和文史资料时，遇到一个搞文学的朋友，晚上和他一起喝酒。他问我：以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当时喝了酒，性情有点控制不住。就对他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46岁了，我要写一本在我死的时候可以做枕头的小说。我写了一辈子小说，如果到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一部能够陪葬的小说，那我在棺材里都躺不稳。”
这句话是我当时的创作心态的表述，所指完全是内向的，我不想在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空落和遗憾。可以说，这个期望应该实现了。
《白鹿原》之后的门槛
记者院11年前袁我采访你的时候袁你当时说正在准备下一部长篇小说袁已经准备了两年时间遥 为什么到现在这部长篇小说还没有出版钥
陈忠实：唉，这对我是个老问题了，这些年我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你不写是不是因为害怕超不过《白鹿原》，让读者失望？我一般都打个哈哈混过去。既然是你问我，我就告诉你，确实，《白鹿原》写完后，我一直想写长篇，但这个小说和《白鹿原》没有直接的联系。
《白鹿原》写的是20世纪前50年的事。《白鹿原》完成时，我心里很自然地，有一种欲望，想把20世纪后50年的乡村生活也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我这个人写长篇小说，必须有一种对生活的独立理解和体验，一种能让自己灵魂激荡不安的那种体验，才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可惜，我至今未能获得那种感觉。因为缺失这种独特体验，我发现自己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激情和冲动。如果凭着浮光掠影或人云亦云的理解去硬写，肯定会使读者失望，也更挫伤自己。
于是我开始写散文和随笔，没想到竟陷进去了。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写散文，而且一连出了几本散文集。2001年我恢复写小说，对写短篇小说兴趣陡增，这几年我已经写了10个短篇小说了。
对这个现象，我不知道评论家如何从理论上、心理上进行阐述。《白鹿原》获得了那么大的荣誉，按说我应该进入创作的兴奋期，结果却相反，我对小说的兴趣跌入了最冷淡的心理谷底，很长一段时间都回升不起来。
记者院具体来说袁你的困难在哪里钥
陈忠实：我面对的一个重要困难是，20世纪的后50年历史离我的生活非常近，非常熟悉，写来本应该更得心应手；但也正因为后50年我是亲身经历和参与的，所以很多政治、社会问题，我很难用理性思维来把握。
我在1980年代中期准备写《白鹿原》时，对20世纪前50年的理解和把握，是非常自信的，所以写起来就很从容。现在我对20世纪后50年的理解，还达不到当年的那种自信。一直到现在，我对20世纪后50年历史的理解还在持续之中。
记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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