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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上被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陕西涌现出一批颇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那时候属于中国社会（也包括文学在内）的破禁解冻时期，文坛和整个社会一样呈现着新思维的巨大活力，这些高涨着诗性激情的青年作家初出茅庐，创造欲望表现欲望求索欲望都十分强烈。每有集会，这些来自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岭山区和汉中盆地的作家聚到一起，用陕西三大地理板块差异很大的语气和发音，竞相对刚刚出现的新文学流派坦率发言，或者向大家介绍自己刚刚读过的某部翻译小说的新鲜感觉。无论那些地域方言的发音如何大相径庭，有一个字的发音却是一致的，就是把我”字发出类似俄”的声音。北至长城毛乌素大沙漠，南到秦岭巴山的汉水坝子，以及被称作帝王之都的渭河平原，竟然以我”字完全相同的发音标志出一条共有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群用俄——俄——”的发音慷慨激昂或沉稳睿智或俏皮尖刻地表述各自见解的青年作家中间，出现一个操最标准京腔的人，反而让众人感到陌生，感到有点儿不大协调。这个用京腔说话的人就是陈行之。
尽管陕西籍青年作家走出潼关，走到南方北方东部西部，常常会因我——俄”的奇怪发音引起好奇者的模仿和善意的嘲弄。然而，在陕西境内的聚会里，陈行之纯熟顺熘的京腔却成为不合时宜不合地宜的弱势音响。有玩笑说，一窝土蚂蚱把一只洋蚂蚱箍住了。
其实，这只洋蚂蚱和这窝土蚂蚱早已融会贯通为一体，他甚至已经与其中的一些人成为莫逆之交。
陈行之在这一茬刚刚冒出的青年作家群里，属于更年轻的一位。他获得大家的尊重，首先是因为他的创作实力，确切点儿说，是出手不凡的创作实力。他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小路》在颇有文学资历的（延河）发表，曾经引起这个青年作家群体的热烈反响，后来，《小说选刊》又隆重推荐给了全国的读者。素来只发表短篇小说的《延河》破例分两期发表《小路》，也获得了作家们的敬重，被赞誉为既有文学眼光识得好货又有博大胸襟不惜破格推出新人佳作的伯乐。
陈行之这一时期的创作属于青春激情诗性的喷发期，单是中篇小说就接连发表了11部，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他是那种才思敏捷并且高产的青年作家。这批作品从题材上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
前两类为知青题材和陕北题材，这两类题材有明显的差异，也有无法剥别的筋脉拉连。陈行之从北京到陕北插队时，尚属从少年到青年过渡的那个稚嫩而微妙的生命区段，突然从首都北京踏进荒原秃山连绵不尽的黄土高原，从窗明几净的北京学堂进入用麻纸煳着窗格的昏暗的土窑，嚼咽土豆和包谷小米，从事砍柴放羊抡镢挥锨的纯体力劳动，生活带给他的那种复杂感受，肯定要比落生在土窑火炕上的当地作家更强烈更敏锐，会获得更独到的生活视角。他写与他一同走进陕北的洋蚂蚱们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里心灵和精神所经受的炼狱般的洗礼，也写他们看到感受到的男女土蚂蚱们的生存形态，写他们对明天的期待，对理想的追求，对爱的渴望……陈行之是外来人，是洋蚂蚱，他虽不及当地作家对生活习俗的熟悉，却也避免了因为司空见惯而导致的麻木和不敏感，以及囿于一隅的视野狭窄和思维局限，多了一种新鲜和敏锐，多了一种较为开阔的眼光和更富活力的思维，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明显区别于同样以黄土地为题材的当地作家作品的气象，别具一格，独成一景，令人耳目一新。
陈行之的眼光和思维没有完全专注于黄土高原，他同时还投注于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这就有了他写作的第三类：关注社会与人生题材的作品。中篇小说《生者与死者》在《当代》一经发表，就引发了较大反响，我也受到了震撼与启迪。就这部写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作品而言，应该说，他是较早提出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人产生异化这个尖锐命题的作家。
上述三类题材的作品尽管生活层面上的距离较远差异很大，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徘徊其中，这就是：陈行之对社会和人如何求得健全发展的生存形态的思考。这既显现着作家的襟怀，也蕴涵着作家超前的思想。这是一个作家艺术个性的最重要最具价值的标志——独立体验所获得的独特发现。陈行之在喷涌般写作的同时，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文学家》是至今仍令我这一茬年龄的陕西作家以温情兼着遗憾缅怀着的杂志。陈行之在《文学家》主事的时候，有一件事影响颇大：给陕西作家开辟专辑，有作品，有言论，有评价，有作家写真，一位作家一个专辑，占去一期刊物40万字的大部分版面，让读者全面了解一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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