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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尚未登基的太宗皇帝平灭王世充后，受封为天策上将，准开天策府，由是开启了一段为期不到五年的“幕府”统制时代。
天策府既是朝廷承认的正式官署，同时也是太宗皇帝私人的幕僚机构，按照高祖诏令，天策府掌“国之征讨”，可自行委任官员，其中长史、司马各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军谘祭酒二人、主簿二人、录事二人、记室参军事二人，功曹、仓曹、兵曹、骑曹、铠曹、士曹等六曹参军事各二人，并配有令史、书令史、参军事（杂）若干。实际上将整个大唐的所有军事事务尽数容纳于其中，成为朝廷之内的小朝廷。
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刘师立、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等名臣，都在天策府中效力过，甚至干脆就是天策府培养出来的卓杰之士。
太宗登基之后，天策府烟消云散，但其中的佼佼者，则作为太宗皇帝的发家班底，由幕后走上了执政的舞台，开创了灿烂辉煌的盛唐之世。
将近三百年后，天策府再次出现在了世人面前，不免引起群臣们的诸多联想。
臣僚们施展浑身解数，无不争先恐后的想要加入这个刚刚宣布恢复的官署，成为当今监国燕王的“亲厚班底”。就连如今政事堂排名首位的张濬，也忍不住寻了个机会当面试探李诚中的口风，想要辞去相位，出任天策府长史一职，但可惜的是，李诚中始终没有松口，让包括张濬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迷惑和不解。
就在大伙儿猜测谁能够成为第一个“从龙之士”的时候，李诚中却首先向枢密院动手了。
代宗永泰年间，大唐正式设立了枢密院这个机构，但此枢密院却非朝堂官署，而是内廷衙门，以中官掌枢密使之职，负责接收朝臣及地方表奏，并且宣达帝命，说白了，就是沟通内外朝的机构。
枢密院非文非武，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主要就是跑跑腿的事情。第一个执掌枢密事务的是代宗年间的宦官董秀，那时候董秀还不是枢密使，因为并没有这个官职，直到宪宗朝的宦官梁守谦执掌枢密事的时候，才被任命为枢密使。
随着后来天子羸弱，宦权日重，枢密院才逐渐成为堪与政事堂抗衡的内廷机构，到了宦官废立天子成为“制度”之后的时期，左右枢密使常常代行天子权柄，朱批表章，其位更在诸相之上。这是宦官政治最兴盛的年代，左右枢密使与左右神策军中尉并为“四大内相”，可谓权倾天下。
天复三年，梁王迁东都于洛阳，前后不到两个月间，将内廷中官几乎斩尽杀绝，从那以后，枢密院便名存实亡，而韩全诲、张居翰、张承业、张茂安这四个硕果仅存的宦官，也算是回到了本职岗位上，重新干起了伺候天家的勾当。
李诚中重建枢密院之前，先恢复了宣徽院，作为服侍天家的机构，扮演“大内管家”的角色，将四个太监都安置在其中。然后，便以监国燕王的名义，代天子下发诏书。
首先，李诚中重新设定了枢密院的职责，以枢密院掌全国军事，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马政、军令、侍卫诸班直、内外军士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皆掌之。这条诏令相当于正式给枢密院赋予了军事职能，也就是将原来的燕王府军事参谋总署的职能转化过来，成为大唐的“军事统帅部”。
在枢密院下，将原军事参谋总署已经较为完善的各司照搬过来，各升一格，设立虞侯部、教化部、作训部、后勤部，各部主官称为尚书，比照文官例，与六部尚书平级。
原调查统计局一分为二，剥离非军事职能后称为军情寺，主官称正卿，加侍郎衔。原中南海警卫局改组为侍卫亲军司，主官称总管，加壮武将军衔。军情寺和侍卫亲军司受枢密院辖制，但直接向天子负责。
枢密院下新设秘书监，掌文书协调转运之事，直接向各枢密使负责。主官称为正监，同加侍郎衔。
由此，枢密院等同于军政方面的尚书省，其权之重，堪与尚书省持平。但军权非比民权，李诚中也不可能让人独居枢密使之职，故此，他设立了前后左右中五枢密之职，除中枢密使由自己兼任外，前、后、左、右四枢密使并列，无大小之分，遇事共决。四枢密使无法形成一致时，由自己判决，当自己不在枢密院时，可指定一位枢密使裁夺。
天佑三年六月十五日，李诚中下达任命诏书，张兴重为左枢密使、姜苗为右枢密使、周坎为前枢密使、赵宏德为后枢密使，其中，张兴重兼任虞侯部尚书，姜苗兼任教化部尚书，周坎兼任作训部尚书，赵宏德兼任后勤部尚书，时人称为“枢密四相”。后来，李诚中在离开枢密院的时候，大多指定张兴重临时负责裁夺枢密事，因此形成以左枢密使为尊的惯例。
李诚中赋予枢密院军事职能的同时，意味着变相削减了政事堂诸相的权力。
三省六部制发端于西汉末年，最早形成的是中书省和尚书省，门下省则成型于三国。经过历朝演变，至隋文帝时，这套官职得以正式确立，本朝则发扬光大、日趋完善。后世人一般认为三省六部制中，尚书省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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