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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苕货之所以对冬子那样羞辱，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气愤与嫉妒的双重压力下，苕货用最彻底的方式，摧毁了冬子的一切心理基础。俗话说：骂人无好言，打架无好拳。
事关容城旧事，隐约地在人们耳语的世界里，闪烁其辞。人们如此费力地猜测那件事，其实兴趣点并不在冬子身上，因为，冬子虽然是当事人，但不具备作为主角的条件。
从传播学的规律上看，一个没有新闻价值的人，没有违反常规的动作，都不会产生传播效应。比如，你报道一个富翁今天赚了一万块钱，根本没有人感兴趣。但如果你报道一个穷人，今天在街上捡了一万块钱，那就是新闻了。如果，这个人捡了钱，还把它还给了失主，那就是大新闻，可以上报纸电台，甚至值得政府给他发个锦旗来表彰。
一切违背常识的可能性，都是人们期待的。因为人生如此平凡、生活如此乏味，那些突破常识的娱乐，才能够作为人生色彩的味精。俗话说：看戏不怕台高。起哄架秧子的事，是大街小巷最好的娱乐。
而众人称之标杆的葛校长，大街小巷充满着他正能量的传说，他学生众多，尤其在容钢，几乎无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在他身上，这个传说，就变得别有意趣。
有很多版本，如同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各有各的理解。但这些理解，只能存在于某些人偶尔的耳语中。
在中国传统的社区里，不管是封闭的乡村还是相对内卷化的城镇，有一种亚文化始终存在，那就是私下的评价体系。这个评价体系支撑着当地人的人生观，复杂的评价关系中，人们给自己的行为方式与心理预期，寻找定位。
你自认为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与别人评价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往往只有在耳语的世界里，才能显现出来。
不要以为耳语只存在于街头巷尾，在某种程度上，对模糊的事实再加工，也是文学的功能。当然，加工出来的影响力，就与嫁接能力的高低有关，与传播的方式及艺术有关了。
耳语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与相声相比，它主要追求的不是人们的笑声，而是一种心理认同感。分享秘密，是人们增进友谊的一种方式。而分享这种猜测部分的秘密时，人们总要加一句：“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以此，来增加秘密的仪式感。
当然文学与传说，不是用来增加友谊的。它往往是作者推销自己三观的放大器。比如三国演义，硬把一个英雄的曹操，写成了一个奸雄，并形成了大部分中国人几百年来的文化记忆。最经典的例子，也是一个传说。有人传说，《西游记》是道家人物写出来的，用以污蔑佛教；反之，《封神演义》是佛家人物推出来，污蔑道教的。
有人还举出了大量的证明。比如西游记里面，许多妖魔鬼怪，其实都是菩萨的仆从或者身边人，而唐僧迂腐得让人讨厌，也是批驳佛家的思想。而《封神演义》中，道家所追求的神仙们，很多都是世间作恶的人物。甚至，道家最为推崇的女娲娘娘，也成了报复商王的元凶。
其实，对历史文化的解构，让普通人有了平等的快感。人们追求平等的天性，最便宜的方法，是在故事或者传说中完成。
普通人无法改变自己与高人们在物质、地位、名望等显性的具备社会客观性的差距，人们要与大人物们平等，总喜欢找精神层面的平衡。普通人承认，自己的学识、能力、功绩、财富，比不上高人。但，高人也是人做的，心理上，恐怕跟自己还是一样的。
从总体上说，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所谓高贵的心灵，并不是天生的，只是源于特殊的成长环境所造就。而普通人不愿意相信，特殊环境造就了特殊的人，他们还喜欢相信，即使一个人老了，精神世界与自己也是一样的。
他们耳语中总有一句台词：“人都是一样的”。
其实，独立人格的人，本身就是社会的特殊现象，尤其在中国这个几千年内卷封闭的社会中，是很难得的，也就很难让人理解。
比如，有个贪官被抓了，就有人感叹：“他要那么多钱做什么？这一生吃不完穿不完，怎么还要贪呢？”
其实，这种思维有点局限。对于普通人来说，吃与穿是挣钱的目的。但对于那些已经有钱的人来说，挣大钱，还有新的欲望，比如为子女打物质基础。自己拥有不退的影响力，保持支配权的快乐等，都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
还有的道德标杆，一生都是在被质疑中度过的。有人总觉得，某些人的壮举是假的，因为自己做不到。凡是自己做不到的事，别人肯定也做不到。如果他做到了，要么事实假了，要么有其它原因。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认识论上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们不愿意相信自己不理解的东西。
不要试图理解与自己精神层次不一样的人，因为精神境界的高低差距，在这个世界上，甚至比物质世界还要大。比如，有一种人，就从来不相信和尚是真吃素的，因为他觉得，不吃肉，简直在世界上白活。
其实，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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