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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9章 外交宏愿
秦时竹告诉他：“表面上大元帅之争只是地区之间的争论，但实际上，是同盟会与非同盟会的争论。同盟会认为武汉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而且黎元洪本人不能到任，就没有理由和借口反对黄兴为大元帅；而非同盟会则认为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同盟会包办的选举，而且黄兴又是汉阳的败将，不配做全国革命省区的最高领导者。”
“按照我们后来的历史观点，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使临时政府的主导权不落于旧官僚、立宪派手中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事吧？”
“不见得，我们教育体系内用的那些教科书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说教，很多话当不得真。”秦时竹给他举例子，“比如说，说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通常会说那些旧官僚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的都督，甚至拿程德全做例子，胡说什么用竹竿挑去屋檐上的几块瓦片就算是完成革命了，实际上呢？我想你也清楚，程德全其实是个很开明的人，挑去瓦片只不过宣示他除旧布新的决心，而不是所谓的摇身一变。”
“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才能明白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葛洪义有些迷惑，“从革命道义上讲，我们应该支持黄兴，他是同盟会也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从我们现实的政治立场考虑，我们又不是同盟会阵营的，应该支持黎元洪才对，可是老黎对我们却是指手划脚的，令人讨厌，还不如黄兴他们客气。”
“你说的很对，但没有见最根本的实质，黎元洪对我们下命令，是要争取我们，黄兴对我们客客气气也是要争取我们。只是手段不同而已。”秦时竹意味深长地说，“搞革命，不是越激烈越好，不是越彻底越好，到了一定阶段，该妥协的妥协，该停步的停步，革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枉我受党教育多年，现在我甚至觉得张謇、程德全他们这批旧官僚反而比陈其美这些革命家要来得可爱，我更愿意与他们打交道，当然，黎元洪不在此列。”葛洪义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说这个话。
“这件事上，陈其美包括宋教仁等宗派观念很强，做法又欠妥当，以致于赞同地人少。非议的人多。所以，人不能光表面，也不能光口号。张謇他们是旧官僚不错，但远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么恶劣，陈其美等人是革命者不错。也不是一好百好，至少争权夺利的事他没少干。”秦时竹告诫葛洪义，“不要用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待问题，不要因为我们受党的教育。就天然地倾向与同盟会，时代不同了，我们自己还有党。黎元洪对我们确实不敬，但那是他心虚的表现，我们要给他一点教训，但给完以后要支持他、架空他；黄兴那边也要应付，但不用很热情，千万不要把人民党混同于同盟会。”
“这个我明白。要采取现实主义，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支持谁。”
“错了，谁对中华民族有利就支持谁，这才是爱国的现实主义。”秦时竹无奈地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联会各派力量将袁世凯推翻，自己建立共和国。但建立共和国后是不是一了百了呢？我不见得，就是让孙中山做了总统，我们还是会打内战。而且是打着革命地旗号打。这将会更加惨烈、更加伤元气。”
“这倒是，同盟会内部派别林立、四分五裂。眼下有一个推翻清朝的共同目的，暂时还能团结起来，真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恐怕自己就要争夺起来，还是让老袁给他们一个教训好。”葛洪义挠了挠脑袋，“说来说去，还是要有一个团结的党，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都说**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我想，这恐怕说的是**地抗战路线和战略是中流砥柱，而不是说**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消灭敌人的中流砥柱吧。”
“这样想问题就对了。”秦时竹高兴地说，“一个党的伟大和力量，不在于他有多少党员，而在于他的党义、他地路线是不是代表了光明，是不是能带给国家以希望和新生，只要方向对头，必然是会发展起来的，所以，我特别反对同盟会及后来的国民党那种到处拉人入党的作风，从现在来，无论是在政权组织还是在对外关系考察上，同盟会地认识都是很肤浅的。”
“政权组织我明白，外交上倒愿闻其详。”
“大部分同盟会会员，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都认为：日本名流如犬养毅、头山满等人都曾支持过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这显然是出自日本政府的暗中授意，因此，日本是站在同情中国革命方面的；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中国由君主**转变为民主共和，这必然是美国所乐意见到的。日美两国应该同情中国革命至少不反对，这是革命军的有利国际条件，但英国的态度是很可疑地。”
“目前来，这个判断不符合现实。”
“岂止不符合实际，简直就是大错特错。”秦时竹继续说下去，“不错，日本政府确实通过在野人士保持与同盟会的间接联系，但这只是他们外交手段的两面手腕，他们把赌注分别押在不同的地方――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就可以做到‘面面不落空’。他的险恶用心在于促成中国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促使中国内部分裂，从而为他出兵中国找到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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