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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化这一事实，从外表看他像一位德国音乐家。伯尼说：“他是个格外粗壮的人。他的脸让我记起亨德尔，但是他举止要优雅、端庄的多。”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心情振奋，容易动感情，但是稍微有些沉闷，他从德国学到对和声和简洁的配器法的热爱；他对发生在他那个时代的那不勒斯歌剧界的革命做出不小的贡献。在这种歌剧里，乐队开始发威，开始怒吼，这损害了歌手们的演唱，使他们被迫大声喊叫。“关于音乐”，伯尼写到：“所有的明暗对比都被遗弃了；半阴影和背景消失了，人们只听到嘈杂喧嚣的各个声部。”
威尼斯以其品味的精致区别于那不勒斯，她没有那不勒斯那样的音乐学院，而拥有着名的女子音乐学院；皮艾塔、曼蒂卡蒂、茵考拉比利以及圣·乔法尼和保罗·迪·奥斯彼达来多学院。
这些学院是弃婴医院，由城中数一数二的贵族家庭捐助，年轻女孩子们直到婚前一直留在那里接受全面的音乐训练。格罗斯利记载：“音乐是教育的主要部分，这种教育似乎更适合培养出拉伊斯和阿斯帕西亚**lt;small**gt;〔3〕**lt;/small**gt;而不是修女或是母亲。”但是我们也不能假定所有学生都是音乐家。在圣母学院，一千人中只有不到七十人成为音乐家；在其他几所弃婴医院中，大约为四十到五十人。但是，为了吸引有音乐天才的学生，人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接收并不是孤儿但嗓音优美的儿童入学是普遍的做法。孩子们从威尼斯公国各地被带到那里：帕多亚、维罗那、布雷希亚和费拉拉。教授们包括：奥斯彼达来多学院的萨基尼、茵考拉比利学院追随哈塞的加鲁皮等等。这些耀眼的作曲家之间存在的竞争激发学生们互相赶超。每所学院有五至六名助理歌唱和器乐老师；大一些的女孩教导最小的女孩。学生们不仅学习演唱，而且学习演奏所有的乐器；小提琴、羽管键琴、甚至还有小号和低音提琴。伯尼说，通常她们能演奏几种乐器，而且轻而易举地从一种乐器转换到另一种乐器。这些女子乐队每周六、周日晚举行公开音乐会，她们是威尼斯主要的景致之一。所有访问这座城市的外国旅行者都向我们进行过描述。看到她们，与看到她们的演出一样令人高兴。德·布雷西斯议长说：“看到年轻漂亮的修女，身着白衣，耳边插着一束石榴花，她们以能想象得到的优雅和准确的姿势指挥着乐队，打着拍子，没有其他事情比这更令人愉快。”他又补充说：“在演奏技巧和乐队指挥方面，威尼斯的女孩儿不比任何人差。”这些漂亮的音乐家中有些人名震意大利；威尼斯的歌迷和市民们曾经分裂成敌对的阵营支持这个或那个歌唱家。
但是这些喜好猎奇的旅行者的有些怪诞的故事可能使我们对这些音乐学院所提供的音乐训练的严肃性产生错觉。曾仔细视察过这些学院的伯尼，钦佩地谈到它们的教学。最好的学校是加鲁皮领导的茵考拉比利学院。加鲁皮那时年届七旬但仍然精力充沛，反应敏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身上的热情燃烧的更加旺盛了。他非常纤细，有一张充满智慧的脸庞。他的言谈闪烁着睿智。他的举止显得很尊严，对所有艺术都有一种热忱；他拥有一些维洛内塞**lt;small**gt;〔4〕**lt;/small**gt;非常优秀的绘画作品。他的性格与他的才华一样受人敬重。他有一个大家庭，过着安静、体面的生活。作为一名作曲家，他是威尼斯旧传统的最后一批代表人物之一；是那些才思敏捷，情感冲动的天才之一，在这些人身上，想象力、天赋和学识与令人着迷的机敏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位真正的意大利人，充满古典主义精神。在同伯尼的谈话中，他把好的音乐定义为“美丽、清晰、加上动人的转调”，“在威尼斯，他格外繁忙，一身兼多职：圣马可教堂与茵考拉比利学院的资深合唱教师、贵族家庭的风琴师，以及歌剧作曲家，他没有忽视任何一项职责，他的学院成为良好行为的典范。”伯尼写到：“乐队受到最严格的纪律的规范，没有一位演奏家显得急于出风头；所有人都保持着仆人需要对主人恪守的那种服从。”这些艺术家显示出非凡的专业技巧；但是他们的品味总是很纯正。加鲁皮的艺术，可以从他学生演奏的最细微的抑扬顿挫中体现出来。他训练他们学习所有风格的音乐，宗教的或是世俗的；他指挥的音乐会包括了多种多样的声乐和器乐的组合，如在威尼斯一所教堂里启用两个乐队，两架风琴，两个合唱队，互相附和；这种情形并不少见。伯尼曾在圣马可教堂听到加鲁皮指挥的六个乐队的弥撒：两个大乐队排在两台主奏风琴之间，四个小一些的乐队两个一组摆在过道之间，每一组由两台小管风琴支持，一切都是威尼斯的传统；它始于十六世纪的加布里埃利（Ga*rieli）。
除了这些音乐学院和教堂以外，私人家庭举行了不计其数的音乐会或是“学会”，贵族们参与了这些聚会。贵族妇女在羽管键琴上演奏协奏曲；有些时候，他们组织音乐节以纪念某位音乐家。伯尼曾出席一次“马赛罗”音乐会，这些音乐“晚会”经常被延迟至深夜。伯尼记载了同一天晚上举行了四场音乐学院音乐会及七场私人“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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