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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靠拆迁发财，我的表侄陈尚龙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说他拿了五套房子七十万元现金，有人说他拿了六套房子六十万元现金，有人说是五套房子一百二十万元现金，还有人说六套房子和一百万元现金，更有人说，他拿了五套房子和两百万元现金……这些数字伴随着斩钉截铁、神秘做作、羡慕不已等夸张的神态。看得出，关于房子的争议不大，不是五套就是六套，有争议的是现金。
于是人们进一步说，他确实是拿了六套房子，但迅速卖了一套换成现金；又有人说，拿了六套房子卖了两套，剩四套；也有人说，拿了七套卖了三套；更有人说，拿了八套卖了三套……这又导致了一连串让人头昏脑涨的数字组合，以及长时间煞有介事的议论。比探究事实真相更为艰难的，是弄清楚所有的说法及其来龙去脉，这工作量不亚于一次考古发掘。
陈尚龙本人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他每次喝酒之后吐露出来的数字都不一致。他本人加入关于自己拿了多少房子多少钱的讨论，让这件事变得更为复杂。这就是他的性格：有时候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个人物，有时又觉得做人还是低调一点更好。但张扬和吹嘘的时候更多，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时间。
有人愤怒地说：“陈尚龙拿了多少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句话是那么愤怒，似乎承认对弄清楚此事无能为力。旁边人说：“是呀是呀，找拆迁的负责人问一下不就知道了，我们说来说去的，好像能说清楚似的。”问题是，负责拆迁的人绝对不会透露各家的准确数字，犹如不会透露自己家的准确数字一样。
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陈尚龙只剩下两套房子，就在那里，一套自己住一套父母住。钱一分不剩，而且债台高筑，大约两百万。当然，有人说他欠债一百万左右，有人说欠三四百万，更有人说他其实不欠钱，只不过是深陷三角债之中。和当年他拿了几套房子、多少钱一样，关于他如今欠了多少钱大家也连蒙带猜，说法繁多。对于普遍月收入两三千的众人来说，无论陈尚龙分到了一百万，还是欠债两百万，数字本身都是一股强刺激，必须对此敞开心扉，放松肌肉，像躺下来享受推拿一样享受这股刺激。
陈尚龙已经完蛋了，但是因为欠钱太多，反而像个英雄。
陈尚龙是我的表侄，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我总觉得这不是真的。他比我大十二岁，在我刚懂事的时候，他二十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喊“叔叔”，听上去有点儿变味，语义动摇。
陈尚龙比我父亲小十二岁，但是得喊他爷爷。我的女儿出生后，我又无情地想到了表侄陈尚龙，他四十二岁了，有了一个小他四十一岁的表妹。先人们大概极端艰苦，以至于生育安排得如此步调不一，同一辈人之间年龄差距可以这么大。当然，如果时间足够久又没有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话，我们也会成为先人。
有一个大我十二岁的侄子，这件事让我的童年充满了安全感和自豪感。我十三岁升入初中那年，正是小混混们如日中天的时候，几乎每个人在放学后都会遭到着装艳丽怪异的小混混的堵截，有的被翻书包，有的被毒打一顿，挨上一二十个嘴巴才能走。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升入初中的第一天放学时，陈尚龙就带着他能喊到的所有兄弟哥们儿在门口等我，好像我是教育局领导。他这是在向全镇的小混混们打招呼，不要碰这个小孩儿。可惜陈尚龙当时在镇上混得不算多好，我受他照顾，最高也只能享受不被打、不受骚扰的待遇，如果我想在街头干一番事业，指望不上他。
后来我们疏远了，我去了县城读高中，他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很多年，我都不记得自己有这么一个表侄，他大概也不会在乎有我这么一个表叔。但他是一个善于梳理和联络各种关系的人，大学毕业后，我很快成了他家的常客，每次回家都会被喊去喝酒，而且总是让我坐在主位上。那是堂屋中央八仙桌上面南背北的两个位置，背后是一个堆满杂物的长条香几和一副巨大的中堂对联。我有时坐在左边，有时坐在右边，反正我不讲究这些，陈尚龙也不讲究，让我坐这个位子，只是体现他对我这个表叔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的双重尊敬。
来的次数多了，我有些厌恶，陈尚龙太喜欢交朋友了，完全是一副交际花的状态，恨不得每天都在家里大摆宴席，酒桌上总是端坐着四乡八里的狐朋狗友。有的人大大咧咧，有的人受宠若惊，有的人阴森可怖，有的人神情恍惚，有的人谄媚猥琐，有的人不可一世，有的人深不可测，有的人沾亲带故，有的人来去无踪……每次去他家吃饭，桌上都会有我不认识的人，哪怕是大年初三、初四这种不宜乱跑的日子。吃饭自然是陈尚龙请客，长此以往，花费很大，虽然客人们打牌之后赢的人会留下一点儿钱，但和花出去的完全不对等。陈尚龙的父母对此意见很大，很多次在后面的厨房怒气冲冲，见到我，收敛一点儿，但抱怨不停。陈尚龙也做过父母的工作，大概的说辞是，请这些人到家里吃吃喝喝，确实要花钱，但是他们都有路子啊，靠他们能挣钱。说着说着，他的父母也无奈地接受了这种状态，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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