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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牛在苏格兰冷杉的生存上占有绝对决定权；然而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牛的生存却由昆虫决定。巴拉圭也许可以提供与此相关的最奇特的一个事例：虽然有些动物在野生状态下从南到北成群游行，那里却从未有过野生的牛、马或狗；亚莎拉和伦格曾经提出，巴拉圭的某种蝇过多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这种蝇会在初生动物的脐中产卵，虽然蝇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必定受到某种抑制，极有可能是受其他寄生性昆虫的抑制。
因此，如果巴拉圭某类食虫鸟减少，寄生性昆虫就会增加；因而在脐中产卵的蝇的数目也会随之减少，于是牛和马便很有可能成为野生的，而这必定会使植物群落发生较大变化（我的确曾在南美洲一些地方看到过此类现象）；同时植物的改变影响到昆虫；从而影响到食虫鸟，这样一来正如我们在斯塔福德郡所见的那样，复杂关系的范围就不断地扩大。事实上，自然界中各类关系决不可能如此简单。战争之中更有战争，必然会反复而成败不定，然而从长远看，各种势力是协调平衡的，使自然界在长期内保持一致；即便最细微的差异也可以使一种生物战胜另一种生物，但最终也是如此。可是我们一听到生物的绝迹，就会大惊小怪，又由于不知其中的奥秘，只能祈求用天灾来解释世界的毁灭，或创造出一些解释生物类型的寿命的规则，这是多么的无知和可笑。
在自然界中等级相差甚远的动植物是如何被复杂的关系网联结在一起的呢？我将再举出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我的花园内，长有一种外来植物叫做亮毛半边莲，昆虫从未接触过它，因为它的构造特殊，所以从不结子。如果今后有机会，我会阐明这其中的道理。众所周知，几乎所有兰科植物都得依靠昆虫的接触来带走它们的花粉，以成功受精。从试验中我还发现由于别的蜂类都不喜欢三色堇，所以它们只能依靠土蜂来受精。另外我发现有几种三叶草也只有依靠蜂类才能受精，例如白三叶草约20个头状花序结了2，290颗种子，被遮盖起来不让蜂接触的另20个头状花序就一颗种子也没结。又如，红三叶草的100个头状花序结了2，700粒种子，但被遮盖起来的同等数目的头状花序，也是一颗种子都没结。
除了土蜂外，别的蜂类都不能接触到红三叶草的蜜腺。有人曾说，蛾类可使各种三叶草受精：但我对它们能否使红三叶草受精表示怀疑，因为它们的重量不能压下红三叶草的翼瓣。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一旦英格兰的所有土蜂属都灭绝或者变得十分稀少，三色堇和红三叶草就会随之变得稀少甚至全部灭亡。另一方面，野鼠毁灭土蜂的蜜房和蜂窝，因而在任何地区野鼠的多少基本决定了土蜂的数量。纽曼上校长时间致力于土蜂习性相关的研究，他认为“全英格兰三分之二以上的土蜂都被野鼠所灭”。然而猫的数量又基本决定了鼠的数量；纽曼上校说，“村庄与小镇附近有很多猫在毁灭鼠，因而可以看见的土蜂窝比在其他地方要多”。所以可以确信，某一地区如果猫类动物的数量较多，通过鼠和蜂的干预，就可以决定某些花的数量。
在不同的生命时期、季节或年份，也许每一个物种都会受到多种不同的抑制的影响：其中最有力的当属某一种或少数几种抑制作用；然而只有全部抑制作用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决定物种的平均数甚至它的生存。很多情形都表明，不同地区内同物种所受的抑制作用极不相同。当我们看到岸边密布的植物和灌木时，我们总认为它们的比例数与种类是由偶然的机会引起的。
但这是一个错误至极的观点！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美洲的一片森林被砍伐之后，生长出很多不同的植物群落；但是事实是，位于美国南部的印第安的废墟上，树木都被清除掉了，但如今那里同周围的处女林一样，显示了同样多种多样以及同等比例的各类植物。在漫长的几个世纪中，在各自散播成千种子的某些树类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样昆虫彼此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昆虫、蜗牛及其他动物和鸟、兽之间也进行着剧烈的斗争--它们都尽力繁殖，彼此相食，有的以树为生、有的以树的种子与幼苗为生，有的甚至以那些早先密布于地面且抑制树木生长的其他植物为生！若将一把羽毛掷向空中，它们都会以一定的法则落在地上；然而每根羽毛应落在什么地方，相对无数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来说，就显得十分的简单。数百年来，无数动物的作用和反作用，决定了在古印第安废墟上现今生长的各类树木的比例以及种类。
生物彼此间的依存关系，如寄生物之于寄主，一般发生在系统极远的生物之间。严格来说，系统较远的生物有时彼此之间也有生存斗争，如飞蝗类和食草兽。不过最剧烈的斗争，几乎总是发生在同种的个体之间，因为它们在同一区域内居住，所需食物相同，并且面临同样的危险。
此外，剧烈程度与此相等的应该是同种变种之间的斗争，而且我们经常看到争夺马上就能得以解决：例如把若干小麦变种播种在一起，随后将它们的种子再混合到一起播种，那些最适应该地土壤和气候的、或者天生繁殖力最强的变种，通常会击败别的变种，产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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