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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苦百姓们自动自发，有能力的人能召集几万人，没有能力的只能聚拢几百人，甚至几十人。他们占据险山恶水之地和元军开展游击战。不管是哪路货色，他们在反抗元帝国的军队之前，先对自己的同胞下手。其实这很容易理解，一无所有的人造反，第一个解决的就是粮食问题。他们的战斗力远不如对手的正规军，要抢劫粮食，只能拿软柿子捏，不抢劫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们还能抢谁。
当他们有了一定实力后，马上就建立草台班子政府，封官拜爵，如果你能穿越到那个年代，到江南各地走上一走，就会发现，到处都有一群人在讨论称帝称王的事。这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他们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过过皇帝的瘾，至于驱逐鞑虏只是附带目标。只要有发家致富的可能，他们可以跟民族的敌人蒙古人握手言和。
有两个积极的证据可以证明江南人的反抗内涵。
1278年，建宁（今福建建瓯）人黄华称帝，元政府招降他，黄华带着他的草台班子就跑去了。但很快他发现，元政府对他的待遇还不如他单干的待遇，于是又造反，最后被元军追得走投无路，自焚。
1288年，循州路（治所在今广东龙川县西南）钟明亮聚集十万人造反，声势逼人。元政府招降他，钟明亮同意，但提出的要求是，要他担任循州州长。但忽必烈拒绝这个条件，要他到大都面圣。钟明亮认为这是请君入瓮，杀了元政府的谈判使节，二度造反。元政府军积极进剿，同时招降，钟明亮不能支撑，二度投降。但仍然是那个条件，要做循州州长，忽必烈拒绝，他第三次造反。但事不过三，元政府剿匪部队再也没有对其招降过，钟明亮最后失败，本人也不知所踪。
忽必烈在遥远的大都看到江南地区的反抗记录，发现南中国的人真不好治。他先是使用怀柔政策，三番五次下令，驻守江南的军队不许再制造敌人，要军民一家。但美好的命令正如一朵鲜花，到美人手里，会被当成头饰插在头上，而到了毛驴手中，就会被当成解饿的食物。元政府在江南的驻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无法控制自己，于是，江南地区的造反记录与日俱增。
忽必烈发怒了，于是，就出台了那些恶意摧残南人尊严的法律条文。
刘爚提到的小鞑子在江南各地基层（乡、村）当大爷的事，其实是保甲制。保甲制是这样的：每二十家编为一“甲”，政府派遣一人管理这二十家，这个人称为“甲主”。“甲主”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取走，女子和财产，当然也不在话下。
但刘爚说这些甲主都是鞑子就是大错特错了。蒙古人口太少，江南的乡村多如驴毛，虽然经过蒙古人的屠杀，但仍有南人1184万户也就是60万甲。这就需要60万蒙古人来江南乡村当甲主，难道忽必烈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本事，一下子变出这么多人？
实际上，甲主都是色目人。俗话说，奴使奴，使死奴。色目人是蒙古人的奴隶，他有机会管理他的奴隶南人，其残暴可想而知。
至于刘爚说的新娘第一次要和甲主睡觉，也就是历史上烟雾迷蒙的蒙古人的初夜权问题。这无需辩驳，因为甲主根本就不是蒙古人。即使是蒙古人，也是不可能的事。还是前面的分析，蒙古人口太少，如果真有初夜权，他们要去行使这一权力，非得累吐血不可。
当然，这不是说蒙古人一本正经，像个绅士，实际上，他们南讨西征的过程中，没少挥洒他们的精子。但那是战争，战争中无数丧心病狂的行为，又岂止是蒙古军队的专利？
元朝江南地区的造反像慢性肠炎一样连绵不绝，归根结底，是互动的结果。江南人有钱，忽必烈当然明白，所以大肆搜刮，他第一次征日本时的所有军事物资就都出自江南。而江南人激烈的反抗又成为元政府统治者对他们实行高压的动因。
刘爚对小刘伯温说：“鞑子们对我们南人就没干过什么好事，所以，和他们的政府对着干，没有什么错。”
小刘伯温当时不懂这段历史，刘爚的讲解又有断章取义和意气用事之处，所以小刘伯温总感觉哪里不对。如果蒙古人对江南真有骇人听闻的压榨，并持续不断而无孔不入，那么，为什么他现在还能衣食无忧，武阳村所有人都快乐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这个问题，是他暂时找不到答案的，只有他走出武阳村，面对更宽广的世界时，才能找到答案。
当初，埃及人说大地是圆的，希腊人马上怒目：“没脑子的木乃伊，大地是平的！”
现在我们知道，埃及人是对的，希腊人是错的。但你不能说希腊人蠢，因为埃及人住在平原，远远看去，地平线有个弧形，所以他们说大地是圆的。而希腊人住在多山之地，眼睛看不出太远，如果不是在平面上，高山怎么能安稳？
我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就会有什么样的眼界，所以，很多有知识的人都说，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
走出去，到括城
1324年，刘伯温14岁，正是刚进入青春期的年纪，他变得更沉默寡言。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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