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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宁愿听我的马嘶鸣！”
这些德国作曲家是谁呢？国王指定自己是他们惟一的，不容抗辩的保护人，以至伯尼有充分理由说：“在柏林，格劳恩和匡茨（Quantz）的名字是神圣的，比路德和加尔文的名字更受人敬重。柏林人之间也有许多分歧；但是持异议者被迫保持沉默，因为在这片强调宗教宽容性的土地上，任何敢于公开承认格劳恩和匡茨以外音乐信条的人肯定会受到迫害……”
J. J. 匡茨是皇家御前作曲家和常任音乐家，并且教国王吹奏长笛。“他的音乐品味属于四十年前”——即意大利式的品味。他曾经在意大利作过多次旅行，他属于维瓦尔弟、加斯帕里尼（Gasparini）、阿莱桑德罗·斯卡拉蒂和洛蒂的乐派。对他而言，音乐的黄金时代是这些音乐前辈生活的时代。正如伯尼所说：“大约二十年以前，他曾经是自由、进步的。”
格劳恩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巴赫和亨德尔时代，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与哈塞一道，是德国音乐界最响亮的名字。马尔普格称他是“德国缪斯神最伟大的装饰，创作悦耳旋律的大师……他时而温柔、甜蜜，富有同情心，时而得意洋洋、庄严郑重，时而令人憎恶。他笔下的每一画都同样地完美无缺，他的天才永不枯竭。从来没有哪个人的死比他的去世更能引发整个国家，从国王到他最下等的臣民的哀悼。”
伯尼清醒地说道：“三十年前，格劳恩是一位追求优雅和简朴的作曲家，他是德国人中第一个放弃赋格以及所有类似矫揉造作的创作手法的人！”
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可怜的恭维，因为从那时起，我们就因为一种奇特的喜爱之情而转回到“所有类似矫揉造作的创作手法”中来。但是，对一位意大利化的音乐家来说，这是最好的夸奖。事实上，格劳恩曾经专注于在柏林使意大利的歌剧风格本土化，尤其是使莱昂那多·芬奇（Leonardo Vinci）的风格本土化，后者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享有双重的盛名。这就等于说，他的品味属于生活在斯卡拉蒂和佩尔戈莱西之间的那一代意大利人。与匡茨一样，他也属于十八世纪的二十年代。
由于扶持了格劳恩和匡茨，所以腓特烈大帝仅仅是一位意大利化的保守人士，试图抵抗当时的潮流，维护那些“被称作音乐的奥古斯都时代的作品；即斯卡拉蒂、芬奇、利奥（Leo）和波波拉的时代，以及那些最伟大的歌唱家的时代。他认为从那个时代起，音乐就开始走向衰落”。面对一个非本民族化的维也纳，装扮成德国艺术的代表是不值得的。在基本原则方面，腓特烈大帝不会与维也纳最意大利化的集团（即哈塞和梅塔斯塔西奥学派）存在太多分歧。二者的品味只有一个不同：他最偏爱的音乐家不是与哈塞和梅塔斯塔西奥地位相同的人。伯尼这样写到：“我们承认国王偏爱的艺术是最优秀的，但是他没有选择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我差点犯一个错误：这二者之间还有另外一点不同。在维也纳，无论人们怎样讲求音乐时尚，音乐一直是自由的；尽管统治者在其他事情上绝不宽容，但却允许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有自由的艺术品味。而在柏林，这些人不得不屈从，只有国王的艺术品味允许存在。
腓特烈大帝多管闲事的专制统治妨碍音乐发展到何等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同样的专制统治了整个普鲁士。一种审讯的、威胁的监督重重压在音乐上面，因为国王是一位音乐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位长笛演奏家、器乐演奏大师，作曲家。在圣索西，每天下午从五点到六点，他都举行长笛演奏音乐会。朝臣们被强制邀请，虔诚地聆听三四段“又长又难演奏的协奏曲，他们让国王以自己满意的方式去演奏这些曲子”。他不会有乐曲短缺的危险：匡茨专门为这些音乐会谱写了三百首乐曲；所有乐曲都被禁止出版，其他人也不可以演奏这些乐曲。伯尼并非出于恶意地注意到：这些协奏曲无疑创作于人们屏息能力特强的年代；因为在一些困难的乐句中，例如有持续音的乐段，国王陛下为了完成它们，演奏中间被迫违反常规进行换气。朝臣们顺从地听着，禁止露出些许的赞许迹象。没有人预见过相反的结局，只有匡茨本人有足够的声望在国王的这一辖区内显得与众不同，“他有特权在每段独奏结束或音乐会结束前向他的这位皇室学生喊一声‘真棒’！”
让我们不要逗留在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上，而是看看这位皇室长笛手如何通过指挥棒的敲击，统治柏林的整个音乐世界、尤其是歌剧的吧。
当然他的“贡献”良多。从腓特烈一世去世（1713年）直到1742年，柏林没有歌剧。腓特烈二世刚一继位，就修建了现存的最宏大的歌剧院之一。他还组成了有五十位乐手的乐队，聘请了意大利歌唱家和法国舞蹈家，而且很自豪在柏林拥有一个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剧团。国王负担了歌剧演出的一切费用，所有着装体面的人都可以免费入场；但毕竟这种做法有可能把平民百姓拒之门外，即使是坐在正厅后座的位置。
尽管艺术家们从皇室得到报酬，但我认为他们还是受之无愧，因为他们的工作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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