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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姚“公葬麓山，以彰义烈，不葬麓山不休”。
时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王麟，恰好假期回家，陈、姚二人的事迹他已经听过不少，深受感动，尤其陈天华的那本《猛回头》，他就像这个时期的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偷偷的藏起了一本，早就熟读成诵。
不过，这些事情，性子有些懦弱的他，当然不敢让他强硬的父亲知道。这个时候在官府的眼中，陈天华和他的《猛回头》，不啻是洪水猛兽。1906年，官府还处死过“拿着《猛回头》放声高唱”的农民曹阿狗，并发布告称“曹阿狗读的是一本孽书，是违反清朝，大逆不道的书，所以必须要砍首。今后如果还有人读这本书，杀无赦！”
这一份“杀无赦”的布告出来的时候，正好是留下《绝命书》，谓“与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而在日本跳海自杀的陈天华，其灵柩运到上海的时候。
1906年5月23日，陈、姚灵柩从上海走水路，运抵长沙。一向本分老实的王麟，这个时候做出了在其父眼中平生第一次出格的事。他响应禹之谟的号召，手执白旗，脚蹬布鞋，身穿白色制服，与湖南学界一万多学生一起，护送两具灵柩渡过湘江，将两人棺葬于岳麓山云麓宫南。
这一件事让长沙当时士气如狂，官府也只好忍气吞声。但事后，官府却展开了血腥报复，朝廷爪牙将禹之谟逮捕，并绞杀于湘西靖县。临刑前禹要求砍头，称绞杀辜负了自己满腔为爱国流血而死的心事，行刑官回他“偏不要你流血”，禹大笑：“好！免得污坏我的血！”
王甫贤虽然不是对朝廷一味愚忠之辈，但对朝廷的功名却热衷得很，见到自家一向老实本分的儿子，竟然参与到这么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中去，当然是大为生气，狠狠的教训了儿子一顿，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儿子竟然敢顶嘴，和自己大大的吵了一架。
事后，王甫贤再也不愿放自己的儿子去上海读书，怕他被那些“乱党”带坏，恰好此时朝廷已经停罢科举，加入新军成为了青年士子谋取功名的另一条出路，于是王甫贤托了许多关系，花了许多钱，把他送进了湖北参谋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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