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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甘南民族地区农民增收制约因素的调查分析与建议。
边远民族地区的“三农”问题是各项政策支持的重点，“三农”问题的核心又是农民收入问题，党和国家虽然十分关注农民的收入，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民族地区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拉大，民族地区农民增收十分缓慢，扶贫攻坚任务艰巨，边远民族地区农民的问题更加突出，资金奇缺、技术含量低，体制、政策不到位，农民素质亟待提高。民族地区的农民困难重重，制约因素很多，这些成为本文的调查切人点。
一、制约因素。
（一）影响农民实现收入的来源因素：
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生产生活条件艰苦。近六年来，甘南民族地区的临潭、卓尼、舟曲三个农业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500-1000元的发展区间徘徊。绝大多数山区农民依靠天然种植业、林果业养家糊口，加上去年以来物价上涨因素，农民实际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依靠种植业为生的农户人均年收入不到千元，山区农民生活条件艰苦，就医难、子女上学难、娶妻难、住房难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文化生活十分单调，关键是山区的农民种植业收入逐年下降，山区群众走不出去，农民工进城打工量小、面狭。自1.999年到2004年的五年中，甘南民族地区农区农民的种植业收入逐年降低，以每年3.4%的几何平均数递减，2004年与1999年相比种植业收入下降18%，主要是种植面积下降和物价上涨，降低了种植业的实际收入。甘南农区农民的现金收入主要来自外出打工收入、个体作坊手工业收入、小商品销售、运输工具挣钱、蔬菜贩运等。而牧区和牧业收入逐年提高，牧业收入从1999年到2004年平均年递增4.26%，增长17.7%，农民与牧民的收入差距在35%，就是说农民人均收入只有牧民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二不到。所以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是一条脱贫致富的渠道。农牧民的林产品收入不多，其差距不大。农牧民收入结构与发展趋势。可见民族地区的农民收入是不断地在下降，种植业收入占总收人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从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纯收入来看，全州农牧民的收入在上升，这主要是牧民的收入上升平均拉动所致，这个收入特征无法显示民族地区非牧区农民的实际收入。
鉴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农区农民产业收入的实际情况，临潭、舟曲、卓尼等三个县的农区半农半牧区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实施了“农牧互补、压粮扩经、压劣扩优、特色农业”等战略，实施劳务输出、移民、培训农民工等措施。然而，甘南民族地区的这三个区农县，农民人口将近40万（约占全州人口的一半），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依靠种植业维生的农民收入水平在逐年下降，贫困化将在全州近30万农民的生活中悄然逼近。党和国家对农民的粮食直补政策、货币政策、扶贫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作用究竟发挥了多少作用？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还有哪些?（二）影响农民增加收入的政策因素：
1农业税政策。近两年来，加强了对农村的税费改革，甘南国列贫困县——临潭、卓尼、舟曲三县积极推进'2004年以前按农业收入的5%征收，2005年取消了贫困县的费率，今年农民才开始得到政策免掉农业税的实惠。
2粮食直补政策。去年以来，积极推进粮食直补政策，三个县按粮食种植亩数财政兑付粮食直补资金约90万元，粮食直补政策不断得到落实，但这只是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一种办法，从种粮收入来看，种的粮越多农民的收入越低，实际上在市场价格的作用下种粮户的收入在逐年下降。
3扶贫政策。政府从2001年开始逐步加大扶贫力度，农区县每年每县从900多万元增加到2004年的近2000.万元，扶贫开发依靠“造血功能”得到发挥，从项目建设人手，积累经验、突出成效发挥了积极作用。扶贫资金主要投放到雨水截流、中低产田改造‘、引水工程、小流域治理、科技推广、移民项目、整村推进、农区畜牧业、农村能源建设等项目。从一个县的扶贫资金可见，财政扶贫资金每年到位不足2000万元，对于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一部分农民还没有解决温饱且有十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来说犹如杯水车薪，而一个中小城市二三十个职工的办公大楼投资立项少说也在上千万元，其差别可见，扶贫投资力度显然不足。但是扶贫工作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办法，在县政府的主导下，用扶贫资金贴息引导贷款及社会资金扶助农民搞畜牧业养殖基地、药材种植基地等项目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经验已在全州推广。
4货币信贷政策。货币信贷政策对农民来说几乎没有什么优惠。农村的金融机构萎缩，县一级只剩下农行和信用联社，乡一级只有信用社一家，农业银行授信额度低、资金上存多，加上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贷款手续繁杂，贷款门槛相当高，使农民得不到应有的支持；邮政储蓄资金全额上存，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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