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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心，离任的时候穷得连头毛驴都雇不起；另一位，常瞅准机会，能捞的时候就捞一点，人们非但不指责他，反而称赞他能干；第三位无所不贪，用聚敛的钱财巴结上司，对待部属像亲儿子般的关怀，对待富家大户像对待宾客一样的热情，不到三年，就升大官啦。百姓还认为他非常好，这真是太阳底下最怪的事了！”
其实，刘伯温感叹的无非是贤人，也就是他自己不得志，恶人拔头筹。
这种感慨，其实也有故意呻吟的成分。总览历史，许多英雄人物在未飞黄腾达、深处底层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感慨。注意一点，中国古人喜欢写诗，而且特别喜欢用夸张修辞，所以我们总能看到一群怨妇般的人，站在高冈上，看着万里长的绵绵青山和河水的九曲十八弯，对自己的失败发出哀叹。
刘伯温在二十多岁时会发出这样的哀叹，也在情理之中。但他发出的哀叹并未在高安终结，还有高安续——南昌。
感慨南昌
如果按他“高安难安”的思路，那么南昌对他而言，就是难（南）以“昌”。他到南昌政府后的职务是掾史（省长秘书），行政级别上有所提高，但权力却不如高安县丞。县丞还能独立办案，掾史只能写写报告。
江西行省长官对刘伯温的印象不错，不过遗憾的是，体制原因决定他不能对刘伯温委以重任。这一体制就是蒙古人对汉人的歧视，汉人在官场，永远是老二，永远是被猜忌和排挤的对象。
江西行省长官对刘伯温说：“你侥幸不被我们蒙古人开膛，应该心存感恩，在这里好好干吧。”刘伯温就皱起了眉头，但还是点了点头。那位长官看他点头并不是很痛快，就又鼓励他说：“好好干吧，你是进士出身，不出人头地，那是没有天理的。”
刘伯温一听到这话，马上就起了奋起之心。但他的长官突然又问了句：“你说进士这玩意有用吗？我们大元废除了那么久，也没见天塌地陷啊！”
刘伯温对这位省级大员的愚昧吃惊不小，他很想用科举的历史来证明长官的愚昧，但随即一想，长官说得也没错。大元王朝没有科举，的确存活了很多年。现在天下有点乱，可不是没有科举惹的祸，而是有些自以为是的人自扰之。
刘伯温如果站在中国专制王朝的末期，就会发现，元王朝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也有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元王朝终其一生没有文字狱，没有文字狱，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是天堂了。
但在那时候，刘伯温看不到。他也不会因为这点和自己无关的事而沐浴焚香摆灵棋。因为他没有分身术，进入江西不久，刘伯温就正式投入繁重的工作中。他的工作不仅是案牍，还要和官场圈子打交道。
圈子对于官场人而言就是氧气，看着是没有，但一离开它，非死不可。刘伯温虽然懂奇门遁甲、五行八卦，但这些神奇的技术不能自行制造氧气。所以，他必须要跟官场圈子打交道。
然而，他在这方面是个废物。在烂污的政治环境下，官场更是乌烟瘴气，在这里，高级情操是忌讳，所以，气节、道德、名誉都被摈弃在外。刘伯温身上恰好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常常警告他，对它们不要视而不见。这就让刘伯温很痛苦。
明朝有位叫洪应明的隐士说：“标节义者，必以节义受谤；榜道学者，常因道学招尤。所以呢，君子不近恶事，也不立善名，只要和气浑然，才是居身之宝。”
洪隐士又说：“处世不必与俗同，也不要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
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有太多洪应明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所谓人生导师了。洪应明早期做官，因为受不了当时的官场文化，所以辞职在家，专心着书，于是有了本《菜根谭》。《菜根谭》里全是人生处世哲理，不过注意一点，这些处世为人方面的哲理，是洪应明从之前的宦途失败中总结出的，总结出来后，就再也没有在官场中实践过。
《菜根谭》乍一看上去，处处机锋，处处使人眼前大亮，可真有人在官场或者在名利场中实践过它吗，实践得又如何呢？
人生经验是最靠不住的，古人说了，事非经过不知难。看到一两句哲理就成事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人。
当然，不是说洪应明的《菜根谭》不好，只是他在说那些哲理的时候，是置身事外的。置身事外，当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中国历史上那些道教气质浓厚的人，说着些超然度外的话，却不肯把这些话拿到实践中去，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
再来看《菜根谭》这类中国式处世的内容，全是龟缩律令，它让人遇事不要抱怨社会，要反躬自省。要人以德报怨，以保全肉身为第一要务。
中国道家这种“退让”思想正是两千年君主独裁制的温床，因为“退让”就意味着不争，苟且偷安，独裁者最喜欢的就是人民不争，没有争斗，他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老子有句话很可恨，叫“以德报怨”，连孔子都看不下去了，说：“如果以德报怨，那拿什么报德？”这足以说明，以德报怨不是白痴的想法，就是狡狯的诈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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